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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脸的郑重其事（第1页）

谈果戈理《鼻子》的开头

尼古拉·果戈理的《鼻子》最早于1836年问世，比冯塔纳的《艾菲·布里斯特》早六十年，比阿格农的《在她风华正茂之年》早九十年。《鼻子》讲述的是一个八品文官科瓦廖夫的鼻子的故事，科瓦廖夫是一个陆军少校，全名叫普拉东·库兹米奇·科瓦廖夫。这个鼻子弃主人而去，到城里四处游荡，它穿上用金线织就的官服，为了快活还雇了一辆四轮马车，到教堂里虔诚地鞠躬、祷告，但到了最后，当它就要凭官方颁发的护照过境去里加时，被警察逮捕了。科瓦廖夫少校本人在故事中要比他的鼻子出场晚得多。开头的一幕发生在清晨时分，地点在理发师伊凡·雅可夫列维奇和他妻子普拉斯科维娅·奥西波芙娜的家中，他们夫妻很显然没有子嗣。

三月二十五日这一天，圣彼得堡发生了一件稀奇古怪的事情。住在沃兹涅先斯基大街的理发师伊凡·雅可夫列维奇（他的姓氏给弄丢了，甚至在他的招牌上——画着脸颊上涂满肥皂的绅士，并写有“本店兼营放血”的字样——也没有任何说明）这天一大早醒来就闻到了热面包的香味。他在床上坐起来，看见他的妻子正从炉子里取出刚刚烤好的面包。她是一个挺受人尊敬的太太，很爱喝咖啡。

“普拉斯科维娅·奥西波芙娜，我今天不喝咖啡了。”伊凡·雅可夫列维奇说，“我只吃些热面包和洋葱就行了。”（在这里我得解释一下，其实，伊凡·雅可夫列维奇既想喝咖啡，又想吃面包，但他知道，要想既喝咖啡又吃面包，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普拉斯科维娅·奥西波芙娜可不会纵容他随心所欲。）“就让这个老傻瓜吃面包吧，我可是不在乎，”她心里想，“这样我就可以多喝一份咖啡了！”于是她把一个面包扔到桌上。

伊凡·雅可夫列维奇为了体面起见，在他的长睡衣外面罩上一件长衣，坐到桌子跟前，撒了点盐，削好两个洋葱，拿起餐刀，脸上摆出一副毅然决然的表情，开始切面包。

他把面包切成两半，往中间瞧了一眼，惊奇地看到那里有一个发白的东西。伊凡小心翼翼地用餐刀拨了拨，又用手指头摸了摸。“挺厚实的，”他自言自语地说，“这究竟会是什么东西呢？”

他伸进去两根手指，拽出来一看——原来是一个鼻子！

伊凡·雅可夫列维奇吓得重重地墩回到椅子上，揉了揉双眼，又在面包上摸来摸去。是的，是个鼻子，不会搞错的。而且，看上去还挺眼熟的。伊凡·雅可夫列维奇的脸上露出了惊恐的神色，但这惊恐跟他妻子的愤慨比起来就算不得什么了。

“你这畜牲，你到底把谁的鼻子割下来了？”她怒不可遏地叫喊起来，“你个恶棍！你个酒鬼！我要亲自去警察局告你，我说去就去。你这个盗贼！你倒是想想啊，我听三个主顾说过，人家来刮脸的时候，你总是把人家的鼻子揪过来揪过去的，他们的鼻子居然还没掉下来，简直是奇迹！”

可伊凡·雅可夫列维奇早已吓得半死不活。他心里清楚，这不是别人的鼻子，正是八品文官科瓦廖夫的，这人每逢星期三和星期天都要来刮脸。

“等一下，普拉斯科维娅！我用一块布把它包好，扔到那个墙角：先把它在那儿放一放，然后我再想想办法，把它扔掉就是了。”

“我不想知道！你以为我会让一个割下来的鼻子在我的屋子里搁着？……真是个猪脑袋！你就知道在皮带上磨你的那个破剃头刀，别的事儿烂掉你都不管不问。你这个不务正业的东西！你这个傻瓜！你居然指望我在警察面前替你遮掩过去！你这头臭烘烘的脏猪！傻瓜蛋！把这个鼻子从这儿弄出去，弄出去！随便你怎么处理，但是我不想让这东西在这里晃来荡去了，一分钟都不行！”

和《艾菲·布里斯特》及《在她风华正茂之年》的开头部分形成对照的是，这部作品的开头并不和谐，连表面上的和谐都没有，但是却相当有官僚气息。叙述者的语言，即果戈理在他的彼得堡故事中的语言，很是精细、正式，偶尔会闪现出走火入魔、疯疯癫癫的光芒：他一开头是一则详细的报道——包括月份、日期、城市的名称以及房子的地址——报道了“一件稀奇古怪的事情”。然而，他还没有进入正题，他的报道就离题了，滑入了一对括号里，开始追加一个漏掉的细节，而要填上这些个表格，这个细节很显然就至关重要了：这就是主人公的姓氏。主人公的姓氏和它的主人分开了，“给弄丢了”——这和那个鼻子不久就会遇到的情形一样——为了追加上姓氏，把叙述者从位于沃兹涅先斯基大街的家里拖拽到理发店，再从理发店拖拽到那个招牌上。然而最终他在那个招牌上还是找不到那个漏掉的细节。不过，作为一个很有瘾头的报告者，他还是不厌其烦地报告了一些事实：在理发店的招牌上，有一个绅士的画像，这位绅士脸上涂满肥皂泡，并且承诺“本店兼营放血”，再没有别的东西了。

讲到这里，叙述者不再追加姓氏，恰如其分地结束了括号，继续讲理发师伊凡·雅可夫列维奇的故事：“这天一大早醒来就闻到了热面包的香味。”

故事开头这几行发生的事，即寻找姓氏，在整个故事中会反复出现，寻找丢失的鼻子。在这个故事的每一片丛林后面都潜伏着无序的力量，引诱着故事偏离正道，试图把故事从那体面的、带有官僚气息的又直又窄的道路上引开，尽管这个故事照理是要坚持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但是这股无序的力量却一次又一次把它引入了林荫侧道上去。

第二次试图正式开始这则报道——在括号里面放血那一部分之后——是从一个鼻子和烤面包的香味儿写起的。这还不是科瓦廖夫少校那个狡猾、傲慢的鼻子，还不是刚刚烤好的面包卷里蹦出来的那个鼻子的故事。在这个时刻，作者通过那个姓氏已经“给弄丢了”的理发师那睡意朦胧的鼻子，闻到普拉斯科维娅·奥西波芙娜烤的面包的香味，邀请我们进入了故事。

开头这一幕，直到鼻子给割下来为止，都使人闻到一种邋遢的体面，或是不洁的尊严的味道，这股味道贯穿整个故事的始终，总是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不屈不挠地表现出来：当伊凡·雅可夫列维奇在床上坐了起来，他看见他的妻子，“一位挺受人尊敬的太太”。（可是，“一位挺受人尊敬的太太”和一位仅仅是“受人尊敬的太太”之间是怎么个不同法儿呢？）后来，他“为了体面起见，在他的长睡衣外面罩上一件长衣”（穿给谁看？出于何种目的？），而且，在他切开面包之前，先摆出“一副毅然决然的表情”。从这里直到故事结束，所有的人物或多或少都是“挺受人尊敬的”；他们都会做出彬彬有礼的架势；他们都会“摆出一副毅然决然的表情”；他们每一个人都会阿谀奉承，骗人，献媚，造假——或者是反过来——妄自尊大、趾高气扬、羞辱别人。比如，科瓦廖夫少校和任何人说话，除了居高临下的喝斥或者低三下四的溜须拍马外，再不会说别的话。甚至他在教堂里遇见自己的鼻子，他自己的“血肉”，他在这个傲慢无礼的鼻子面前也巴结奉承，因为他的鼻子虽然弃他而去，他却不敢抓住它（这个鼻子比它的主人地位高，穿的制服也比他华贵）。这样，故事的调子就和故事所描写的现实吻合起来：等级森严的现实，“挺受人尊敬”，披着“一副毅然决然的表情”的外衣，沾染上官僚那愚蠢的习气以及走火入魔的繁文缛节，通过那星星点点的疯疯癫癫，这里强调一下，那里渲染一番；在这样的现实里，所有的人物看上去都同时得体、虚伪、正派、狡诈、过分矫饰；在这一现实中，每个人都深知自己在这个森严的社会等级中的确切位置；每个人都刁难比他地位低的人，巴结比他地位高的人。然而，故事前前后后都是一群无政府主义的狐狸不断啮咬所有这些社会常规，暗中撕扯社会习俗、主导秩序以及逻辑规则。

甚至在这个理发师（他后来也被描绘成一个在好几个方面受人尊敬的人）从面包里拉出来一个鼻子之前，他做了几个琐碎的动作，匆忙的读者不会在这上面逗留的，因为乍一看，这些充其量不过是对普普通通、单调乏味的早餐的平淡无奇、毫无意义的描写；他削洋葱、撒盐、切面包。然而，通过仔细观察会发现，这按部就班的程序是颠倒着来的，是从后往前做的，这样，关于那个会跑的鼻子的主要的荒诞故事甚至还没有发生，小说就染上了些许荒谬、无意义的乖张色彩。

“伊凡·雅可夫列维奇为了体面起见，在他的长睡衣外面罩上一件长衣，坐到桌子跟前，撒了点盐，削好两个洋葱，拿起餐刀……”

但是，伊凡·雅可夫列维奇还没有削洋葱头，凭什么就倒起盐来了？他还没有拿起餐刀，用什么削洋葱头呢？难道我们这位学究气和官气都十足的叙述者报道起来是细致入微，但实际上是个粗心大意的马大哈吗？或许是一个讨人嫌的酒鬼，就像这个理发师和少校，像这个故事中的大多数人物那样？

像这样不合逻辑的细节、心不在焉的小小嘲弄、令人毛骨悚然的怪诞描写，几乎每一页都有。作品的开头部分邀请我们，要我们准备好接受一种像用烤肉扦串起来的被解构了的逻辑，它是这里起作用的力量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令人窒息的枯燥、粗鲁的残暴、道德的沦丧以及生存的绝望。比如，下面一小段凶狠的描写，把无聊、轻蔑和扭曲结合在一起。科瓦廖夫找了一天他那丢失的鼻子，无功而返，“步履踉跄”地回到家。

天已经越来越黑。询问了一天毫无结果，回到家，家里似乎极度的凄凉和压抑。一进门厅，他看见仆人伊凡躺在肮脏的皮沙发上，一个劲儿地朝天花板吐唾沫，而且几乎百发百中地吐在同一个地方。这家伙那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可把他气坏了。他用帽子打了他的前额一下，说：“你这头肥猪！你难道就没有什么好事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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