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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才想起来，昨天《纽约时报》给我的内庭打过电话，《华尔街日报》也因为我而找过富兰克林议员。我居然把这些事儿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我手忙脚乱地打开电脑，在搜索引擎中输入“斯科特法官华尔街日报”。排在搜索结果第一位的是一篇题为“瞩目！制药巨头聚焦弗吉尼亚法庭”的文章。文章写了一个名为“帕尔格拉夫诉阿波提根”的专利侵权案。原告是一个叫帕尔格拉夫的人，他声称自己的专利权遭到了侵犯。我对他并不熟悉，但是却一眼就认出了被告方。被告方是阿波提根制药公司，在美国超过半数的医药箱里，都能找到这个公司生产的药品。

《华尔街日报》称帕尔格拉夫一案“虽然迄今为止都少人问津，静静地归档于弗吉尼亚州东部地区法庭，但是却极有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专利诉讼案”。

“少人问津”这个说法其实太保守了，我作为东部地区法庭的法官，根本就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案子。不过，这倒并不奇怪。一般来说，只有到了需要我对证据事实进行预先裁决时，或者至少是诉讼当事人与我手下的法院职员开会时，相关案件才会进入我的视线。据我所知，这桩案子还没有展开类似的进程。

专利案？所以绑匪的目标是一个专利案？

我的脑海中迅速闪过数个念头，思考的齿轮开始飞快旋转，我不得不强迫自己沉下心来，开始读这篇文章。我很快就看明白了，当事双方争执的焦点是下一代他汀[1]类药品，如今约有两千五百万美国人正在服用这种胆固醇药物，随着婴儿潮[2]出生的一代人年纪渐长，未来服用此类药品的人数会大大增加。他汀类药品可以抑制身体产生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所谓的有害胆固醇，同时还可以适当促进身体产生高密度脂蛋白，即有益胆固醇。

他汀类药品的发展前景与PCSK9[3]抑制剂息息相关。科学家指出，有一些先天胆固醇过高的人，尽管身体状况良好，但是在三四十岁时就会出现第一次心脏病发作，那是因为他们体内有大量的PCSK9蛋白质。

另一方面，有少数人的PCSK9基因天生就有功能缺陷或严重障碍，因此他们只有极少的PCSK9，或者根本就没有。这类人群体内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极低，就算他们吸烟、有糖尿病或身材肥胖，也很少会患上心脏病。

科学证明，如果能找到消除或减少PCSK9的方法，那么就能大幅降低体内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从而减少乃至消除患上心脏病的风险。毕竟，心脏病在美国是死亡人数最多的疾病，堪称“头号杀手”。

这一发现在制药行业中掀起了一阵激烈的竞争狂潮。为了研发PCSK9抑制剂，各大制药公司不惜一掷千金，招揽顶尖人才，采购最新设备，满心期待自家的研究团队能第一个喊出：“成功！”

阿波提根制药公司声称已经率先研发成功，并为该药品的商标注册为“普瑞瓦利亚”。现在，普瑞瓦利亚已经进入临床试验的最后阶段了。不出意外，几个月后，食品及药品管理局[4]就会批准它的生产发行。

《华尔街日报》称普瑞瓦利亚是“下一个立普妥[5]，在2011年专利保护失效前，立普妥是史上最畅销的处方药，达到了1250亿美元的销售额”。跟立普妥一样，普瑞瓦利亚的目标也是成为数千万美国人长期使用的药品，到时候服用者在有生之年内每天都会吃这种药。只要拿到专利权，制药公司就能确保在此后的二十年间合法垄断这种药品的生产和销售，从中牟利数十亿。

“随着上一代他汀类药品失去专利保护，他汀药品市场变得死气沉沉，非专利他汀药品的生产正在走向低成本、低利润的低迷时期。”《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可是，有了普瑞瓦利亚，阿波提根制药公司仅凭一枚小小的药片就有可能重振他汀药品市场，并且独霸该市场十年乃至更久。”

阿波提根制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巴纳比·罗伯茨认为，这个设想一定会成真。他在接受采访时告诉《华尔街日报》：“这起诉讼毫无法律依据，我们将会动用一切法律资源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原告方只不过是个想象力丰富的淘金者，妄图借机牟利。我们绝不会让一个人无聊的白日梦阻碍这项造福人类的产品走向市场。”

文章快结尾的时候，才写到了我，提及我曾为布雷克·富兰克林议员工作，当然也提到了“那起事件”。文中还说，在我担任法官的四年中，还从未遇到过如此引人注目的大案子。

“斯科特·桑普森是一位杰出的法官，他已经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不偏不倚、公正无私。”文中引用布雷克的话说，“我坚信本案的判决将会是公正、公平的。”

我记起前一天自己和布雷克的谈话。当他问我手头是不是有一个“药品案”时，我以为他指的是斯卡夫朗的那个违禁药品案。原来，他说的是阿波提根制药公司的案子。他以为我是因为这个案子才心神不定的。

毫无疑问，他这么想，是完全有道理的。如果我听从凯伦的建议，按部就班地研究一下备审案件表，找找哪个案子的诉讼双方有必要冒着敲诈勒索法官的风险来争取胜利，那么这桩案子无疑会轻轻松松脱颖而出，成为最有可能的选项。

看完《华尔街日报》的文章后，我又点进了“理性投机”网站，昨天正是这家网站的记者打来了电话。听杰里米的意思，这家网站专写一些不入流的八卦报道。结果，我发现情况比设想的要复杂许多。史蒂夫·波利蒂发表的报道是“阿波提根胜诉无望——大型专利诉讼案开庭在即，原告方诉讼请求打动法官”。

这行标题就像一记耳光打过来。什么？我被打动了？我什么时候被打动的？几分钟前，我听都没听说过原告方的诉讼请求，怎么就被打动了？

我接着向下看，文中写道，“斯科特·桑普森法官身边的知情人士”说我“准备支持帕尔格拉夫”，还说我正在对阿波提根制药公司施加压力，令他们妥协，因为“原告胜诉是必然的”。

这个所谓的“知情人士”只是波利蒂自己虚构出来的吧。

胃里传来一阵滚烫的灼烧感，我忍不住冲着电脑屏幕愤恨地咒骂起来。这下，大家都以为我的办公室里出了个什么知情人士，而且我还会把各种乱七八糟的想法都告诉他，悄悄地给他透露一些绝密的信息。如此一来，人人都会更加留心地关注我。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我已经因为斯卡夫朗的案子要接受审查了。

再往下看，情况就更糟糕了。报道的结尾处有一条更新，不对，是一条“最新资讯！！！”

“自本篇报道发表之后，阿波提根制药公司的股票价格大幅下跌。今日开盘价格是92.72美元，现在已经下跌了6.44美元。诸位，跌幅达到7%啊！恭喜诸位做空[6]的高手！”

波利蒂没有费口舌解释其中的运作规律。众所周知，对于股票而言，市场预期是颇为重要的。阿波提根的股票价格跟新药普瑞瓦利亚能否成功息息相关。看了这篇报道，股票分析师难免会担忧诉讼案不容乐观的前景有可能带来不良后果。波利蒂的虚张声势、危言耸听竟然能引起现实世界里真金白银的增减，这让我感到愤慨不已。

最令我生气的是，这篇报道严重扭曲和捏造了我的形象，而我对此却毫无还手之力，只能看着这个满口谎言的博客徒生闷气。我把电脑显示器当成了波利蒂，狠狠地戳了一下开关。

有几分钟，我就这么气呼呼地坐在那儿，满肚子都是对这个记者的仇恨。然后，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重新把显示器打开了。冲着一个网站大发雷霆是无济于事的，眼下最重要的是拯救我的女儿。

还有一篇报道没查，说不定这一篇带来的关注度和造成的影响力更大。我返回搜索引擎，输入“斯科特·桑普森法官纽约时报”。

《华尔街日报》关注的焦点是“帕尔格拉夫诉阿波提根案”涉及的市场问题，而《纽约时报》则从人性角度出发，将这桩诉讼案称为“当代的大卫与歌利亚[7]”。

此时，我已经完全了解这个事件中的“歌利亚”了，而这篇报道中则介绍了被比作“大卫”的丹尼·帕尔格拉夫。他是一个不受雇于任何公司的自由化学家，平日里开着一辆老旧的旅行车。他改造了这辆车，以用过的植物油当作燃料。那些植物油都是他亲自去饭店里收集的，为此，他跑遍了自己居住的宾夕法尼亚州中部小镇的大小饭店。

帕尔格拉夫是一名科学奇才，十三岁时成功申请了人生中的第一项专利，十七岁大学毕业，二十一岁就拿到了博士学位。此后，他接连在几个制药公司从事产品研发工作，但是却对于这类公司的狭隘视野深感不满。最后，他决定自己单干，于是便在家中成立了一个实验室。没有了老板的干预，他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试验各种出人意料的革命性想法。当他觉得正在进行的实验将要有所突破时，他能不眠不休地连续工作三十个小时以上。一旦有了新的发现，他就去申请专利。然后，他再设法引起大公司的兴趣，让他们能把自己的创新成果投入生产，并投放市场。

迄今为止，他最成功的一项专利是一种酶，可用于生产低致敏性的婴儿食品。只是这笔生意在两年前就没得赚了。那家一直为这项专利掏腰包的公司已经跑去购买另一种酶了。

不过，当他正忙着寻找下一个发财机会时，却突然发现自己其实已经坐拥一棵硕大的摇钱树了。早在六年前，他就曾经折腾过PCSK9蛋白质。他推测PCSK9跟糖尿病有关，于是草草地弄了个PCSK9抑制剂出来，并且赶紧申请了专利。结果后来发现，他提出的PCSK9跟糖尿病有关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所以他就把这事儿抛在脑后了。直到几年前，各大制药公司纷纷在PCSK9抑制剂的研发上狠下重金，相关的新闻报道也层出不穷，他才又记起了这回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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