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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〇九章 理想总是美好的（第1页）

到了周六晚上六点，社会学系同学们准时在农校的校门口集合，没有一个人迟到。暮色之中，同学们看着彼此，虽然每个人都心照不宣地不发一言，但大家的眼中都有掩藏不住的好奇和兴奋。带队人是讲师苏汝江，他一早便等在校门口，点名确认大家全部到齐之后，带领同学们一起朝云津市场走去。一路上苏汝江一边走，一边跟大家从头讲起昆明集园的历史。

在晚清时，昆明就已经有了逼良为娼的鸨母和秘密卖淫的妓女，当时称为“秘卖”。一九一一年，云南重九光复以后，云南当局决定集中私娼，成立公娼救济生活无着的妓女，希望通过公娼消灭私娼，最后达到“无娼”的目的。

在这种美好的理想驱使下，巡警总局将之前因为卖淫被拿获、强迫照相备案的妓女们按照不同条件分为“上中下”三等。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日，农历十月初二，昆明的公娼正式营业，官方定名为“上等集园”，集园中的妓女大多年轻貌美、形容姣好，“上等集园”开门营业之后，生意十分兴隆，于是当局又在四川街建了“中等集园”。巡警总局本来还要建“下等集园”，但因为民间反对声甚嚣尘上，且此时昆明的下等娼妓早已集中居住在福兴街，索性直接将福兴街周围的娼家称作“下等集园”。不论是“上中下”三等集园，都受警察总局的保护和集中管理。但云南民众认为政府设立公娼有伤风化，不断呼吁取消集园，一九一四年六月一日唐继尧下令取消集园，第一次公娼于一九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全部结束，持续了不到三年时间。

公娼取缔之后，私娼进一步泛滥，yn省会警察厅在一九一七年五月拟定了《第一期监视户取缔规则》十四条。所谓“监视户”，就是向警方缴纳“保护费”的合法鸨母和合法私娼。由警方制发一块粉底绿字的木牌，标明“监视户”身份，钉在妓女的住所大门上，妓女向警方呈缴四寸照片两张，每人每月缴纳五角至一元五角的保护费。

为了进一步阻止娼妓泛滥，昆明政府还在兴华街设置了专门惩罚妓女的女子济良所。一九一六年二月，为节省开支，将女子济良所并入圆通寺中的女子习艺所，非法妓女被警方捉拿之后便被送入女子习艺所，学习缝纫刺绣等技艺，为今后自力更生做准备。

然而监视户和习艺所的限制办法毫无作用，非法私娼屡禁不止，政府便又将恢复公娼提上日程。一九一八年四月五日，官督商办的集园在四川街开始营业，不再分上等中等，到四月下旬，省会警察厅采取了“防毒措施”，为了预防花柳病的泛滥，定期安排医生对集园的妓女进行检查和治疗，但私娼不在此列。

二十年代初，昆明当局在崇善街附近兴建云津市场，并将集园迁往云津市场，由k市政公所主办，由此集园由官商督办改为完全官办。官办集园于一九二三年六月一日正式开放，公娼再次成立。公娼妓女定期体检，并缴纳防治梅毒的费用，名曰“洗涤费”。

进入三十年代后，公娼依旧设在云津市场，和之前的年代没有不同，惩罚方式也没有差别，只有女子习艺所取消了，感化院成立了。昆明当局多次试图严厉取缔，又几次试图集中管理，但娼妓泛滥的问题一直存在，直至一九三九年，昆明依旧是公娼和私娼并存的状态。

将昆明公娼的历史大致介绍之后，苏汝江轻轻叹了口气：

“理想总是美好的，现实却往往是不尽如人意的。昆明的公娼制度断断续续施行了快三十年，起初昆明当局设想的‘无娼’的世界却远远没有到来。”

苏汝江说完，有一个娃娃脸的女同学说道：

“苏先生，我觉得这一切都源自男女的不平等，中国历来女子地位低下，女子无法接受教育，没有安身立命的本事，为求生存或是嫁为人妻，依附于男人，或是沦落风尘。我相信将来终有一天，男女享有平等的权利，所有的女子都能跟男子一样进学堂，读书知礼，自食其力，到那时‘无娼’的世界一定会到来的！”

“说得好！”苏汝江鼓起掌来，大家也都被这女同学的话鼓舞了，纷纷鼓起掌来，胡承荫也微笑着一起鼓掌，为这番昂扬的宣言，也为这宣言里尚未被现实摧折的希望和天真。

讲完了昆明集园的历史，苏汝江开始给同学们介绍社会调查的方法，在分别介绍了问卷法、实验法、访谈法、观察法几种方法的操作要领之后，苏汝江进一步嘱咐大家：

“我想告诉同学们的是，每一种研究方法都有其自身的局限，为了得到相对准确的数据和资料，大家应尽可能使用多种调查方法互相佐证。同学们，社会调查真的不是一个轻松容易的工作，需要足够的技巧和耐心才能收集到宝贵的信息。

社会学的奠基人、法国的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社会学者应该用科学家研究自然世界的客观性一样来研究社会生活，所以他提出了社会学的第一原则，‘把社会事实当做物（thgs）来研究。’但社会学的研究注定和科学研究不同，社会学家的研究对象是活生生的人，在社会调查过程中，社会学者可能会被他的研究对象欺骗，他们可能因为恐惧，或是因为不信任，或是其他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原因，给调查者提供虚假的信息，一旦调查者没能及时甄别，必定会影响最终结论的准确性。

而对于妓女的生存境遇的调查者来说，他们受到的考验将会更加严峻。为了保证同学们的安全，也为了保证这次调查顺利进行，李景汉先生代表联大联系了省会警察厅，获得了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我们和k市警五分局分局长杨森荣交谈了一次，等我们到了集园，他会陪同我们一起参观。杨分局长虽然支持我们的教学工作，却明白地告诉我们，走这一趟注定是白费心力。他说妓女们时常谎话连篇，她们多的是和警察打交道的经验，很有办法应对，问她们卖身的原因，无非是生活逼迫，或是卖身还债等等，每个人的经历都大同小异。所以若是有同学后续选择了‘集园妓女的生存状况’这个研究选题，一定要时刻保持警醒，尽可能确保得到真实的调查数据。”

到了周六晚上六点，社会学系同学们准时在农校的校门口集合，没有一个人迟到。暮色之中，同学们看着彼此，虽然每个人都心照不宣地不发一言，但大家的眼中都有掩藏不住的好奇和兴奋。带队人是讲师苏汝江，他一早便等在校门口，点名确认大家全部到齐之后，带领同学们一起朝云津市场走去。一路上苏汝江一边走，一边跟大家从头讲起昆明集园的历史。

在晚清时，昆明就已经有了逼良为娼的鸨母和秘密卖淫的妓女，当时称为“秘卖”。一九一一年，云南重九光复以后，云南当局决定集中私娼，成立公娼救济生活无着的妓女，希望通过公娼消灭私娼，最后达到“无娼”的目的。

在这种美好的理想驱使下，巡警总局将之前因为卖淫被拿获、强迫照相备案的妓女们按照不同条件分为“上中下”三等。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日，农历十月初二，昆明的公娼正式营业，官方定名为“上等集园”，集园中的妓女大多年轻貌美、形容姣好，“上等集园”开门营业之后，生意十分兴隆，于是当局又在四川街建了“中等集园”。巡警总局本来还要建“下等集园”，但因为民间反对声甚嚣尘上，且此时昆明的下等娼妓早已集中居住在福兴街，索性直接将福兴街周围的娼家称作“下等集园”。不论是“上中下”三等集园，都受警察总局的保护和集中管理。但云南民众认为政府设立公娼有伤风化，不断呼吁取消集园，一九一四年六月一日唐继尧下令取消集园，第一次公娼于一九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全部结束，持续了不到三年时间。

公娼取缔之后，私娼进一步泛滥，yn省会警察厅在一九一七年五月拟定了《第一期监视户取缔规则》十四条。所谓“监视户”，就是向警方缴纳“保护费”的合法鸨母和合法私娼。由警方制发一块粉底绿字的木牌，标明“监视户”身份，钉在妓女的住所大门上，妓女向警方呈缴四寸照片两张，每人每月缴纳五角至一元五角的保护费。

为了进一步阻止娼妓泛滥，昆明政府还在兴华街设置了专门惩罚妓女的女子济良所。一九一六年二月，为节省开支，将女子济良所并入圆通寺中的女子习艺所，非法妓女被警方捉拿之后便被送入女子习艺所，学习缝纫刺绣等技艺，为今后自力更生做准备。

然而监视户和习艺所的限制办法毫无作用，非法私娼屡禁不止，政府便又将恢复公娼提上日程。一九一八年四月五日，官督商办的集园在四川街开始营业，不再分上等中等，到四月下旬，省会警察厅采取了“防毒措施”，为了预防花柳病的泛滥，定期安排医生对集园的妓女进行检查和治疗，但私娼不在此列。

二十年代初，昆明当局在崇善街附近兴建云津市场，并将集园迁往云津市场，由k市政公所主办，由此集园由官商督办改为完全官办。官办集园于一九二三年六月一日正式开放，公娼再次成立。公娼妓女定期体检，并缴纳防治梅毒的费用，名曰“洗涤费”。

进入三十年代后，公娼依旧设在云津市场，和之前的年代没有不同，惩罚方式也没有差别，只有女子习艺所取消了，感化院成立了。昆明当局多次试图严厉取缔，又几次试图集中管理，但娼妓泛滥的问题一直存在，直至一九三九年，昆明依旧是公娼和私娼并存的状态。

将昆明公娼的历史大致介绍之后，苏汝江轻轻叹了口气：

“理想总是美好的，现实却往往是不尽如人意的。昆明的公娼制度断断续续施行了快三十年，起初昆明当局设想的‘无娼’的世界却远远没有到来。”

苏汝江说完，有一个娃娃脸的女同学说道：

“苏先生，我觉得这一切都源自男女的不平等，中国历来女子地位低下，女子无法接受教育，没有安身立命的本事，为求生存或是嫁为人妻，依附于男人，或是沦落风尘。我相信将来终有一天，男女享有平等的权利，所有的女子都能跟男子一样进学堂，读书知礼，自食其力，到那时‘无娼’的世界一定会到来的！”

“说得好！”苏汝江鼓起掌来，大家也都被这女同学的话鼓舞了，纷纷鼓起掌来，胡承荫也微笑着一起鼓掌，为这番昂扬的宣言，也为这宣言里尚未被现实摧折的希望和天真。

讲完了昆明集园的历史，苏汝江开始给同学们介绍社会调查的方法，在分别介绍了问卷法、实验法、访谈法、观察法几种方法的操作要领之后，苏汝江进一步嘱咐大家：

“我想告诉同学们的是，每一种研究方法都有其自身的局限，为了得到相对准确的数据和资料，大家应尽可能使用多种调查方法互相佐证。同学们，社会调查真的不是一个轻松容易的工作，需要足够的技巧和耐心才能收集到宝贵的信息。

社会学的奠基人、法国的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社会学者应该用科学家研究自然世界的客观性一样来研究社会生活，所以他提出了社会学的第一原则，‘把社会事实当做物（thgs）来研究。’但社会学的研究注定和科学研究不同，社会学家的研究对象是活生生的人，在社会调查过程中，社会学者可能会被他的研究对象欺骗，他们可能因为恐惧，或是因为不信任，或是其他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原因，给调查者提供虚假的信息，一旦调查者没能及时甄别，必定会影响最终结论的准确性。

而对于妓女的生存境遇的调查者来说，他们受到的考验将会更加严峻。为了保证同学们的安全，也为了保证这次调查顺利进行，李景汉先生代表联大联系了省会警察厅，获得了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我们和k市警五分局分局长杨森荣交谈了一次，等我们到了集园，他会陪同我们一起参观。杨分局长虽然支持我们的教学工作，却明白地告诉我们，走这一趟注定是白费心力。他说妓女们时常谎话连篇，她们多的是和警察打交道的经验，很有办法应对，问她们卖身的原因，无非是生活逼迫，或是卖身还债等等，每个人的经历都大同小异。所以若是有同学后续选择了‘集园妓女的生存状况’这个研究选题，一定要时刻保持警醒，尽可能确保得到真实的调查数据。”

到了周六晚上六点，社会学系同学们准时在农校的校门口集合，没有一个人迟到。暮色之中，同学们看着彼此，虽然每个人都心照不宣地不发一言，但大家的眼中都有掩藏不住的好奇和兴奋。带队人是讲师苏汝江，他一早便等在校门口，点名确认大家全部到齐之后，带领同学们一起朝云津市场走去。一路上苏汝江一边走，一边跟大家从头讲起昆明集园的历史。

在晚清时，昆明就已经有了逼良为娼的鸨母和秘密卖淫的妓女，当时称为“秘卖”。一九一一年，云南重九光复以后，云南当局决定集中私娼，成立公娼救济生活无着的妓女，希望通过公娼消灭私娼，最后达到“无娼”的目的。

在这种美好的理想驱使下，巡警总局将之前因为卖淫被拿获、强迫照相备案的妓女们按照不同条件分为“上中下”三等。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日，农历十月初二，昆明的公娼正式营业，官方定名为“上等集园”，集园中的妓女大多年轻貌美、形容姣好，“上等集园”开门营业之后，生意十分兴隆，于是当局又在四川街建了“中等集园”。巡警总局本来还要建“下等集园”，但因为民间反对声甚嚣尘上，且此时昆明的下等娼妓早已集中居住在福兴街，索性直接将福兴街周围的娼家称作“下等集园”。不论是“上中下”三等集园，都受警察总局的保护和集中管理。但云南民众认为政府设立公娼有伤风化，不断呼吁取消集园，一九一四年六月一日唐继尧下令取消集园，第一次公娼于一九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全部结束，持续了不到三年时间。

公娼取缔之后，私娼进一步泛滥，yn省会警察厅在一九一七年五月拟定了《第一期监视户取缔规则》十四条。所谓“监视户”，就是向警方缴纳“保护费”的合法鸨母和合法私娼。由警方制发一块粉底绿字的木牌，标明“监视户”身份，钉在妓女的住所大门上，妓女向警方呈缴四寸照片两张，每人每月缴纳五角至一元五角的保护费。

为了进一步阻止娼妓泛滥，昆明政府还在兴华街设置了专门惩罚妓女的女子济良所。一九一六年二月，为节省开支，将女子济良所并入圆通寺中的女子习艺所，非法妓女被警方捉拿之后便被送入女子习艺所，学习缝纫刺绣等技艺，为今后自力更生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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