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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泳骏是兵曹判书，即国防大臣，他的“借兵论”最先在5月16日的阁僚会议上提出，但遭到否定。依据中日《天津条约》，如果中国出兵，日本也将出兵。这样一来，朝鲜国土必将被蹂躏，与其如此，不如接受东学党的要求，处罚贪官污吏，改革政治，解决当前的紧迫问题。——反对借兵者也振振有词。

不过，应允掀起暴乱的东学党的要求，就是屈服于叛军，不啻现行体制的崩溃。东学党气势正盛，即使政府想妥协，他们会同意吗？这是毫无把握的。再说，谁去谈判呢？

闵泳骏至少唱了半个月的借兵论，并且不断地和袁世凯联系。袁世凯最怕的是日本出兵，而他的主子李鸿章怕得更厉害。

李鸿章一再指示袁世凯：“要注意日本的动向。”

袁世凯从大鸟公使那里得到的印象是：“日本对中国极其友善。”这是他把同大鸟圭介个人的关系与同日本政府的关系混同了。

袁世凯将朝鲜政府的请求和他的意见电告本国。日期是6月1日。

这一天，日本公使馆书记官郑永邦会晤袁世凯。

郑永邦，这是个中国名字，但他是纯粹的日本人，并且是日本的外交官。他的祖辈从中国来到长崎，几代人都以“通事”为业。袁世凯会见郑永邦时，总觉得格外亲切。

代理公使杉村深知袁世凯的这种心情，故意让郑永邦同他接近。杉村认为，郑永邦的话容易为袁世凯所接受。

“血浓于水”，这一古老的信念，在袁世凯的意识中是存在的。他认为身上流着汉族血液的郑永邦，不会做出损害祖先的祖国——中国的事情。他甚至还以为，郑永邦肯定会瞒着上司采取一些有利于中国的措施。

明治初年，正是日本国家意识高涨的时期。身上流着外国人血液的郑永邦，绝不似袁世凯所想象的那么单纯。郑永邦正因为有这么个姓氏，所以才更想当一个比谁都爱国的日本人。

他会晤袁世凯，是把日本的国家利益摆在第一位的。他清楚自己的使命：利用袁世凯对他的亲近感，摆布袁世凯，使之做出符合日本利益的事情。尽管同袁世凯会晤时也会做出表示亲密的举动，但他忘不了上司交给他的任务——让中国出兵。

如果清廷接受朝鲜的派兵请求，那么，根据中日《天津条约》，日本也可以出兵。所以，日本非常希望中国表明出兵的态度。中国方面害怕招致日本大量派兵，引起军事冲突，所以对朝鲜的请求总是采取慎重的态度。袁世凯想预先了解一下日本对中国出兵做何反应。他知道，直接去问日本外交官，人家是不会说出实情来的。

袁世凯盼望着郑永邦。

恰好在这时，郑永邦上门来了。他问道：“中国政府为什么不出兵？”

“《老子》一书中不是说过：‘兵乃不祥之器。’用兵必须十分慎重，否则……”袁世凯抑制住激烈的心跳说道。他真想说，现在正担心日本的态度呢。

“朝鲜国内，已经没有制伏东学军的力量了。东学党之乱这么长期地拖延下去，对商业贸易也会有妨碍。中国商人在这里不少，日本商人近来也明显地增多了……日本方面，不论什么情况，都希望朝鲜的内乱能够平息。朝鲜若能靠自力平定内乱，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自身力量不够，别的国家支援它一下，我认为对日本也是有利的。”郑永邦说道。

“怎么，你似乎在催促我出兵？”

“我真想催促你一下！”

“即使你不说，我们也有这种准备。”

“噢，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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