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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被包围的一代（第1页）

当劳拉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村子看上去就像个堡垒。一个灰蒙蒙的三月午后，她放学回家，勉强在强风的侵袭下抬起头，突然对村里光秃秃的墙面以及岩板的屋顶有了新的认识。白嘴乌鸦被吹得要摔跟头，云朵在天空飞驰，炊烟被吹得低矮，衣服在晾衣绳上胡乱飞舞。

“这是个堡垒！这是个堡垒！”她激动地大喊。在回家的路上她唱着不成调的救世军的歌谣：“坚守住城堡，因为我要来到。”

其实村庄的确有堡垒的意味。它身处一片围攻之中，主要敌人便是欲望。就像长期处在围困中的人一样，村民早已习惯艰苦的环境。也能抓住转瞬即逝的小乐趣，偶尔还能以苦为乐。

从老人的旧生活进入“被围困的一代”的新生活，标志着村里的历史进入了新篇章。在穷人家里，唯一多的就是孩子。那些孩子身强体壮，过个几年就准备好担负起他们的责任，并给城市人口补充了新鲜的血液。与此同时，他们的父母必须倾其所有喂饱他们，给他们衣服穿。

那些父辈传下来的结实的老家具被廉价的新家具取代。一张擦得锃亮的桌子、四五把油漆剥落的温莎椅、茶几上的家庭照片、壁炉边几个板凳以及楼上的床就是家里所有的家具。

有的家庭父亲的专座是一张复古的温莎椅，镶着木扶手。壁炉架上摆着一台廉价的钟，走得不准。家里没钟的就指望男人的手表早起。男人上工的时候戴着手表，妻子就没有办法知道时间了。不过这给串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女人只要敲敲邻居的门问时间就能打开话匣子。

不够体面的陶器除了吃饭的时候会拿出来，其他时候都被放在橱柜里。锡合金的盘子也不时兴，几个剩下的器皿被丢在花园和猪圈。有时补锅匠见到破旧的合金盘子会花几个铜板买下来，熔了用来补锅。有时过路的小贩从村舍人家收购铜把手、橱柜和桌子。新的一代人不喜欢旧家具，把旧家具丢在门口任由风雨冲刷。渐渐地，旧家具在村里绝迹了。

女人们喜欢俗丽的玻璃花瓶、陶瓷动物、贝壳装饰的盒子和繁复的镜框。最受珍视的装饰品莫过于印着烫金字的“给一个好孩子的礼物”或者“来自布莱顿的礼物”之类的白瓷杯。在外做活的女儿经常带回家这样的纪念品，白瓷杯一字儿排开，让邻居艳羡不已。

有条件的人家贴上了有艳丽花朵图案的墙纸。买不起墙纸的用石灰水刷白墙壁或者用报纸糊墙。壁炉边的炉台上都挂着几条熏肉。杂货店老板给的年历被当做装饰画，镶上框挂在墙上。这些画一般都是一个系列，有着不同的主题，比如恋人的相聚和别离，新娘穿着婚纱，寡妇站在新坟边，孩子们在雪里乞讨或者在育儿室里和猫儿狗儿嬉戏。

能干的主妇可以用有限的资源把家里布置得温馨舒适。灶台雪白，自制的毯子色彩鲜艳，窗台上摆着天竺葵。有些人对这样费心力的装饰不以为然，不明白为什么要劳神劳心地做毯子，随便在地上铺块麻袋孩子照样玩得开心。

家里房子至少要一周打扫一次，这也是当地人爱干净的风气使然。有些村舍虽然寒酸简陋，但是每户人家都干干净净。

每天早晨，男人们去上工，大孩子们去上学，小孩子们去玩耍，婴儿在摇篮里酣睡。女人们把毯子垫子拿到屋外拍打，接着开始擦洗桌子和地毯。

虽然每户人家会在雨天准备刮鞋底的刮刀，但还是有些泥巴不可避免地被带进室内。所以赶上下雨天，女人们在刷地板之前，还要拿一柄钝刀刮起地面上的泥土。

同样是为了避免把泥土带进屋里，女人们去井边或者猪圈的时候都会穿上木头的鞋套，穿着这种鞋套走起路来噼里啪啦地响，走到哪儿大家都能听见。

这种木头鞋套一双只要十便士，可以穿很多年。可惜现在木头鞋套也渐渐地不时兴了。那些有身份或是爱时髦的人，比如牧师和农场主的妻子以及新结婚的女人都不会再穿它们。所以十九世纪初有句俗语“骄傲得不穿木鞋套”，等到十九世纪末，人们已经不记得什么是木头鞋套，这句俗语也就一起消失了。

女人们一边做着扫除一边隔着花园和邻居交谈。敲打垫子的响声宣告着清洁工作的开始，只要有一个女人开始做家务，其他的女人们必定不甘落后。有些勤劳的主妇恨不得前一天晚上就开始拍垫子，谁知道到底是在打扫卫生，还是只想给自己找点事做。

和男人们不同，女人之间是不起绰号的。只有年长的女性才会用教名来称呼，像老萨利，老奎妮或者戴沐。已婚的妇女都被称为某某太太，就是打摇篮里就认识的熟人都这么称呼。年长的男人被称作主人或者先生。除了几个特别受尊重的人外，一般年轻男子用绰号或者教名称呼。孩子叫所有大人都要用先生或者太太。

家家的扫除几乎都同时开始，但结束的时间各异。有些手脚麻利的主妇中午就打扫干净了，有些晚饭的时候还在进行。好的主妇都喜欢说：“天生操劳命，活儿永远干不完。”

让劳拉费解的是，虽然每家都每天打扫，有些人家的房子看上去就一尘不染，有些就脏兮兮的。她和妈妈专门探讨过这个问题。

“过来瞧瞧我擦的炉栅。看上去是不是擦干净了？但待会儿看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妈妈反问道。

刷子上下翻飞在一格格的炉栅间。“现在再看是不是不一样了？”原来炉栅是干净，现在是光彩照人了。“这就是秘密了，别人觉得这随便擦下就完事了，只要多花点工夫，效果肯定不一样。”妈妈说。

那画龙点睛般的最后润色，对劳拉的母亲说来是自然不过，可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生养孩子的繁琐以及捉襟见肘的生活消磨了很多主妇的精力。考虑到生存的压力以及村舍的狭小拥挤，屋子里能保持清洁其实已经算得上非常不错了。

每天十点送信人来一趟村里。埋头于拍打门垫的妇女都会扭头朝着邮递员来的方向瞅去。有时来两三封信件，更多时候是一封也没有。虽是这样，大家还是满怀期待。这种期待简直是渴慕的状态。老邮递员慢悠悠地过田间的时候，一个妇女对另一个妇女说：“我知道没啥信来，但就是挺期待。”下雨天老邮递员撑着把鲸鱼骨做的绿色雨伞，在伞巨大的半径之下，他像是一棵动不了的蘑菇。不过最终他还会缓缓地走到翘首期盼的村民身边。

“教区长太太，没有你的信。你们家小安妮上个星期才给你写过信。她除了给家里写信还有不少别的事要做呢。”邮递员说，“诺尔斯太太，这有封你的信。你们家扎德挺忙啊，这么久才给他娘写封信。”有时他只对期盼已久的村妇们招招手，也不打算和她们有更多的接触。

然后他会去下个村子，撇下一群不满的村民。这个脾气阴郁乖戾的老邮差觉得给这些低微的村民服务是糟践了自己。他做邮差四十多年了，在各种天气里走过了无数里路，所以他的坏脾气可能要归结于他的扁平足和风湿病。当他退了休，一个精神又尽职的年轻人接了他的班，全村的人都特别高兴。

女人们收到女儿寄来的信时特别开心。偶尔有包裹里捎着衣服，让她们激动不已。邻居们一见到邮差给哪家送了包裹，她们就要到那家去瞧瞧，有时艳羡，有时会对包裹里的东西品头论足。

年纪大的妇女们对穿着没什么要求。除此之外，所有的女人们都对穿衣服的事特别仔细。日常的穿着，只要是干净整洁的，都要罩上件白围裙。

礼拜天要穿上最好的衣服。大家常说“落什么都不能落了潮流”。从外面寄来的包裹里如果有时髦的帽子和大衣，那是最让女人高兴的事了。不过雀起乡里有自己流行的趋势，对颜色和款式有严格的要求，一般会比外面的潮流晚个一两年。

在外的女儿或者回来探亲的女亲戚穿的衣服最容易引领潮流，因为她们放假回家的时候大家都瞧见过那些好看的衣服，也就把时尚传播到了村里。

那些在外做工的女人，会得到女主人给的衣服，这些衣服款式新奇，对村里的时尚感来说有些超前。有时候自己穿有些怪，于是干脆剪了给孩子穿。母亲们几年后总后悔当时该把那些衣裳给自己留着。

她们对颜色也有偏见。红罩衫！轻佻的女人才穿那么红的衣服。绿色肯定会招来霉运的！村里人觉得绿色不能穿，干脆把绿衣裳在家染成了蓝色或棕色。黄色和红色一样太招摇，那时候大家也不太时兴穿黄色。总的来说，他们喜欢深色或者中性的颜色。蓝色是百搭色，海蓝和天蓝都是最受欢迎的颜色，鲜亮又天然。

反而是女仆人裙子的色彩漂亮得多：紫罗兰、粉红、鹅黄和白色相间。这些衣裳适合小姑娘五朔节和夏天去教堂穿。

对母亲们来说，剪裁比颜色重要。宽袖子就要足够宽，窄袖子就要贴身地窄。那时候的裙子都是长裙，一直到脚面。裙角可以有褶皱或者荷叶边的花样，或者将背后的裙摆束起来。妇女们会花上好几天改裙角改到恰到好处，把褶子的样式改来改去。

村里的潮流滞后无疑拯救了衣橱，那些外面淘汰了的衣服在这里还正在流行。许多没怎么穿过的衣服都会从包裹里寄过来。最初礼拜日必备的衣着是披肩，一件黑绸的小披肩或者一条有长流苏的披肩就很入时了。有些妇女和姑娘有这种披肩，他们骄傲地穿去教堂，或者主日学校的时候戴着披肩，胸前别上玫瑰或天竺葵。

帽子的样式则是烟囱型的，高高的稻草帽，窄帽檐，前面是装饰的假花。后来，帽型改成了宽沿和皇冠型的帽身。高帽子流行过，后来不时兴了，妇女们都不愿意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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