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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画像一帧（第1页）

人们问我：“是否觉得活着挺不易、成功也不易？”我不得不承认，如果说我还算活着、还算成功的话，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难的。

我从未住在亭子间里挨过饿，也没有苦等邮差送来编辑或出版商的回音，不曾殚精竭虑才写出沉甸甸的大作，也不曾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成了名人。

我是个穷孩子。我本该在险恶的境遇中挣扎一番，再怀才不遇一阵子，才混成个进项微薄、声名可疑的作家。可我没挣扎，也没怀才不遇，不费吹灰之力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作家。

这么说还真有点可惜了。因为我的的确确是出身劳动阶级的苦孩子，毫无前景可言。那么我现在算怎么一回事呢？

我生长于劳动阶级。我父亲是个挖煤工人，仅此而已，一点也不值得夸耀。他甚至不可敬，因为他常常酗酒，从不去教堂做祈祷，还总对井下的小上司长耍脾气。

作为一个承包人326，他从来没分到过好挖的地段。因为他总犯傻，不说矿上管事的好话，把人家都得罪遍了，可以说是有意这么做的。这样的人怎么能指望别人待见他呢？人家不待见他，他又要抱怨，就这么个人。

我母亲估计要优越些。她是城里人，的确算得上是个小布尔乔亚。她说一口标准的英文，一点土音都没有，她一辈子也不学一句我父亲讲的方言，我们这些孩子在家也不说那种土话，只在外头才说呢。

她写一手漂亮的标准字体，高兴了就玩个花样儿，把字写得逗人发笑。上了年纪后她又开始读小说了，但十分不喜欢《十字路口上的黛安娜》327和《东林恩庄园》328。

可她只是个工人的妻子而已，寒酸的小黑帽子下是一张聪颖、光洁、“与众不同”的脸。父亲极不受尊重，可母亲却极受尊重。她生性敏感、聪慧，可能真的高人一等。可她却沦落到劳动阶级中，与比她穷困的矿工之妻们为伍。

我是个苍白羸弱的小东西，长着一只招人讨厌的鼻子，人们只拿我当一般的脆弱男孩看待，对我挺和气。十二岁那年我得了一笔奖学金（每年十二镑）到诺丁汉上了中学。

中学毕业后我当了三个月的职员，然后就生了一场严重的肺炎。那年我仅十七岁，那场病让我终生不得健康。

一年后我当了小学教师。我苦教了三年矿工的孩子们，终于得以上诺丁汉大学，但读的是没学位的师范课程329。

正如我当年高高兴兴地脱离了教职一样，我离开大学也感到如释重负。上大学意味着的仅仅是失望，绝非人与人之间活生生的联系。离开大学，我去伦敦附近的克罗伊顿教小学，年薪是一百镑。

就是在克罗伊顿，我二十三岁那年，一个女孩子抄了我的一些诗，背着我寄给《英国评论》杂志，这些诗在主编福特·麦多克斯·胡佛手中获得了辉煌的再生。那女孩是我少年时代的密友，在我家乡的矿区当小学教师330。

胡佛实在太好了，他不仅发表了我的诗，还请我去见他。那女孩子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把我推上了文坛，就像一个公主为轮船剪了彩，船从此下海一样。

我苦写四年，才完成了小说《白孔雀》。小说很不成熟，全是凭着潜意识写成的。我想这小说中的大部分几乎是写了五六遍才算完的。不过我写写停停，从没把它当成什么神圣之作，也没有分娩的痛苦呻吟。

我会狠写一阵子，写完一点就给那女孩子看看。她总是表示羡慕。但我会觉得那不是我要的那个样子，于是又会再猛写一遍。在克罗伊顿我写得很有规律，是在放学后的晚上写。

总算写完了，四五年间断断续续地写完的。一写完，胡佛就要看稿子。拿到稿子他马上就饶有兴致地读了。后来在伦敦的公共汽车上，他声调奇怪地冲我的耳朵叫道：“英国小说的毛病都能在你这小说里找得到。”

那时，与法国小说比，英国小说毛病太多了，几乎难以生存了。“不过，”胡佛在车上又叫道，“你这人有天分。”

这话听起来挺可笑的，让我差点笑出声来。最初写小说时，他们都说我有天分，似乎是因为我比不上他们，他们反过来安慰我似的。

不过，胡佛的话里可没那种意思。我一直认为他自己是小有天分的。他看过我的手稿就把它交给了威廉·海纳曼，后者立即就接受了它，只让我改了四行字，现在谁看了那几行改过的都会讪笑331。当时说好出版后我能得五十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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