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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家庭经济学与华尔街经济学（第1页）

1923年10月16日，华特·迪士尼和罗伊·O.迪士尼成立了一家小公司“迪士尼兄弟动画工作室”。华特是位动画大师，罗伊负责管理财务。他们在叔叔罗伯特的车库开始创业，小本经营十多年，一直挣扎在破产边缘，还经常向亲戚们借钱。

从一开始，华特就志存高远，不惜一切代价制作世界上第一部有声动画片。1937年，他们赌上全部身家，制作出世界上第一部长篇动画电影。虽然风险很高，但他们的冒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75年后的今天，我猜你仍然知道这部电影，它就是《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之后，兄弟俩再接再厉，创造了一系列经典动画电影，包括《匹诺曹》、《小飞象》、《幻想曲》和《小鹿斑比》。

迪士尼兄弟共同经营公司多年，他们之间经常会出现意见不合的情况，其中大多是源于华特异想天开的完美主义以及他对金钱毫不在意的态度。华特为电影《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聘请了庞大的动画制作团队，投入了漫长而痛苦的3年时间以及150万美元的巨额资金（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这个数字是不可想象的）。甚至在电影制作完成之后，华特还想再花30万美元对其进行最后的润色，但遭到了罗伊的坚决制止。尽管如此，两人还是并肩作战，他们的生意不断扩张——1955年创办了迪士尼乐园，1971年建成了迪士尼世界，迪士尼公司也由此成为世界最大的媒体集团。

时间快进到1984年，迈克尔·艾斯纳走马上任，成为迪士尼的首席执行官。此时距华特和罗伊离世十几年，但这家公司仍像一个家族企业。罗伊·O.迪士尼的儿子罗伊·E.迪士尼（以下简称“小罗伊”）是动画部的负责人及董事会副主席。虽然公司已经成长为大型企业，但迪士尼的雇员从未遇到过电影行业常见的在制作空当期进行大规模裁员的现象。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在迪士尼工作时，更像是一个大家庭中的一分子；员工每周甚至还有一个下午的假一起去打垒球。

时间快进到2003年。在艾斯纳掌舵20年后，这个曾经温暖友爱，创造了米老鼠、瞌睡虫、喷嚏精和糊涂蛋等可爱形象的家族企业成了一个战场，受到法律纠纷和管理层斗争的沉重打击。虽然小罗伊亲自请来了艾斯纳，但他也公开批评了艾斯纳的很多决策。之后，艾斯纳进行了反击，还策划了一场阴谋，想把小罗伊挤出董事会。媒体广泛报道了这场混乱的纷争——它不仅玷污了这家企业长期保持的温暖亲切、家庭至上的形象，也影响了公司的财务表现。最终，艾斯纳在被降职后黯然辞职。

事关几十亿美元资产的命运，为什么曾经是朋友的艾斯纳和小罗伊不能跟随公司创始人的脚步，努力地和平相处呢？

除非你是位隐士，否则你绝大多数的辉煌成就和惨痛挫折都会涉及其他人。有时大家的合作完美契合，会创造出非同寻常的成果，例如《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但是现实社会中的谈判如同雷区，充满潜在的冲突，从玩伴间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怒火中烧，到董事会成员为了几十亿美元的项目剑拔弩张。为什么有些人是谈判高手，而有些人似乎就总是跟同事们格格不入呢？

如果我们仔细看看理性经济学的谈判规则，就会有惊人的发现：最成功的谈判团队并非总是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和损失最小化，而是遵循了一套截然不同的规则——这正是不同的次级自我所运用的规则。了解这一点很有用，因为当你去谈判的时候，你肯定希望自己“带去”的是正确的次级自我。

博弈论

布鲁特斯和恺撒，荣格和弗洛伊德，列侬和麦卡特尼，他们都曾是著名的黄金搭档，之后的不欢而散也广为人知。哪怕关系再亲密，夫妻拌嘴、兄弟姐妹吵架、父母和孩子闹矛盾都是常有的事。人生就是一系列岌岌可危的谈判。厨房里的妻子是毫无怨言地搞好卫生，还是会挑起关于家务分工的争论？餐厅里的男人是继续主动埋单，还是会询问他的约会对象是否知道轮流请客的概念？超市里的家长是满足嚷着要糖的孩子，还是会不惜冒着孩子在众目睽睽之下大闹一场的风险而断然拒绝？

理性经济学家——那些拿数字说话的商业分析师，研究这类谈判时运用的是博弈理论（gametheory）。博弈理论用冰冷生硬的数理逻辑来处理一团乱麻般的决策。例如，你是接受公司最初开出的薪水，还是继续讨价还价，承担其管理层可能把这个职位给别人的风险？经济学家为不同的结果赋予了清晰的数字价值，把令人困惑的两难局面转化成精确的数学问题。而我们人类也的确很喜欢这种清晰的逻辑——已经有8位不同的博弈理论家被授予诺贝尔奖。

如果你上过任何有关经济学或社会心理学的课，都会听到过“囚徒困境”（prisoner’sdilemma）这个理论，这正是博弈理论的典型案例。假设你是一名窃贼。有一天，你和同伙因涉嫌犯罪遭到逮捕，并被关进不同的房间。这时，地区检察官给了你两种选择：保持沉默或是认罪伏法。如果保持沉默，就是在与同伙合作，遵守罪犯之间的秘密约定；而如果认罪，就意味着背叛了同伙。

那么，你是会保持沉默，还是会背叛同伙选择告密？对于你们二人来说，最好的结局就是双方合作并保持沉默。如果你们都保持沉默，最坏的结果就是被判短期监禁；如果你们都去告发对方，那么你们的刑期也都会大大延长。

但是，这个决策形成了一个困境：如果你保持沉默而你的同伙招了供，那么你的下场将会很惨——你将被判长期监禁，而你的同伙会跟警方讲好条件，被无罪释放。另一方面，如果你的同伙忠诚地保持沉默，而你选择了招供，并向地方检察官提供同伙的犯罪证据，那么你就可以被无罪释放。由此可见，你的结局不仅取决于你怎么做，还取决于你的同伙怎么做——这种困境就是博弈理论的最佳范例。

研究人员通常是在实验室中研究囚徒困境，受试者会因合作或背叛的不同决策获得不同数量的报酬。例如，如果你和另一位受试者都选择合作，则每人各得5美元；但是如果你们相互背叛，那么每人只能得到2美元。这样看，合作可能是最好的策略，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如果你选择背叛而你的伙伴选择合作，那么你会得到8美元，对方却什么都得不到。当然，如果发生相反的情况（你选择合作但是你的伙伴选择背叛），那样你就拿不到一分钱。这就是所谓的“犯傻的报应”（sucker’spayoff）。

从理性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在这种一锤子买卖的囚徒困境中，最理性的决策就是背叛你的同伙，因为无论你的同伙如何决策，背叛都将使你获得相对较好的回报。根据博弈论的逻辑规则，人们的理性选择必然是背叛同伴，因为谁都不想犯傻。

虽然博弈论非常有逻辑性，也非常精确，但研究这种困境的行为经济学家和其他心理学家指出了其中的一个小问题：在现实中，人们并不像理性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进行决策。即使在一锤子买卖的实验中，受试者双方完全是看不到、听不到也永远不会相遇的陌生人，但这些人也常常会自发地选择合作。

人类的非理性行为存在于各类谈判情境之中。在一种叫作“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game）的经济学游戏中，你会拿到一笔钱（比如100美元），而且需要与另一个同伴分配这笔钱。你的同伴无权干涉你给多少，但如果他对你给出的数字说“没门儿”，那么你们谁也拿不到一分钱。理性经济学家提出，最理性的选择是给对方极少的钱，比如给对方1美元而自己留99美元。为什么？因为如果他说可以，那么他就会得到1美元；如果他说不行，就什么都得不到。因此，只要他做出的是理性的选择，就会任你摆布。然而，从100美元中只能分得1美元的人，给出的往往是理性经济学家认为的不理性的答复：“不，谢谢，我宁愿一分不要！”事实上，这个实验中的受试者在分钱时都大方得出奇，还常常跟对方平分（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更夸张，他们剩的钱比“理性的”同伴还少）。

行为经济学家已在科学期刊上发表了数千页的文章讨论这类“异常”、“谬误”和“悖论”的现象。但是，这些行为真的说明人类的思维有缺陷吗？从进化心理学家的视角来看，我们还有更深层次的解释。

理性经济学家发明的博弈论规则，其适用的前提是谈判双方都是冷血的经济人，各自寻求最大化的物质回报。这些规则可以很好地解释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如何在市场上竞争、二手汽车如何在公开市场上买卖，以及华尔街交易员如何交易股票。但人类并不是冷血的经济人。公司、市场定价甚至经济学本身，从进化的角度来说都是新生事物，是我们的祖先从未遇到过的（人类祖先遇到的大多是他们的亲戚朋友）。即使在今天，世界上大部分人的大多数有意义的交往仍然限于朋友和家人。在面对家庭问题时，我们并不是在进行理性经济学家所谓的博弈，而是在玩一种截然不同的游戏。

家庭经济学：亲属博弈

在进行囚徒困境实验时，如果另一个囚犯是你的克隆体，又会发生什么呢？南希·西格尔研究的正是这个问题。西格尔是加州大学富尔顿分校的遗传学专家，专门研究双胞胎的偏好和行为的异同——例如，刚出生就被分开的双胞胎在30年后重聚时，他们是否有相似的人格特质。西格尔相信，通过研究双胞胎，可以更好地研究进化生物学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原理：内含适应性（inclusivefitness）。这个理念很简单：由于进化偏爱有助于有机体DNA传播的行为，所以人类自然希望拥有共同基因的有机体之间进行更多的合作。我们跟血亲之间拥有某些相同的基因，从遗传的角度来说，这意味着帮助亲人就等于帮助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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