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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窖（第1页）

天气在这个季节不该这么温暖。芬芳而和煦，干燥而明亮。一年中的这个时节，太阳通常黯淡无力，而现在却又大又圆，连落日也十分灿烂。电视台气象频道的那些活泼的、笑眯眯的家伙说，这源于远方的一场大灾难——是地震，还是火山爆发？这是又一次不可抗拒的致命天灾。他们的座右铭是：祸兮，福所倚。但另一方面，福兮，祸所伏。

昨天，沃尔特开车送我去多伦多和律师见面。如果能避免，他是绝对不会去那儿的，但米拉还是说服他去了。因为我说要搭公共汽车去，她可不愿意我搭车去那儿。人人都知道，去多伦多的公交车每天只有一班，天没亮就启程，天黑了才回来。她说，如果我在夜间下车，那些开车人看不见我，我会像只虫子一样被他们的车碾碎的。总之，我不能独自去多伦多，因为，人人都知道，那儿骗子成群，恶棍遍地。她说，一定要沃尔特陪我去。

沃尔特出发前戴了一顶红色的棒球帽；在他的帽子后檐和衣领之间，他毛拉拉的脖子硬邦邦地凸出来。他的眼皮满是皱折。“我原本要开那辆小卡车的，”他说，“那车结实得像个砖砌的厕所，那帮蠢小子在撞我之前得掂量掂量。不过，小卡车缺了几根弹簧，路上不会那么平稳。”听他的口气，多伦多的开车人都很疯狂。“我说，你去那儿是不是疯了？”他又说道。

“我们就是去那儿。”我指出道。

“不过，就这一回。就像我们常对姑娘们说的，一回不算。”

“那她们相信你吗，沃尔特？”我故意用话套他。他也喜欢这样。

“当然啦。她们都傻乎乎的。特别是金发姑娘。”我能感觉到他在咧嘴偷笑。

像个砖砌的厕所。这话过去是用来说女人的（意为长得壮实）。这是句恭维话；那时候并不是所有人都盖得起砖砌厕所的。厕所通常是木头盖的，单薄易倒，而且臭气熏天。

沃尔特让我上了他的汽车，给我系上安全带，立刻就打开了收音机。里面传出了电子小提琴的音乐，是令人心碎的四拍，诉说着畸形的浪漫爱情。这无非是陈腐的无病呻吟，但毕竟也是一种痛苦。娱乐业就是以此为生。我们早已习惯了这些色情的东西。我靠在米拉为我准备的枕头上。（她为我们准备的东西像是我们要去远航：膝毯、金枪鱼三明治、巧克力小方饼，还有一暖壶咖啡。）窗外，若格斯河在懒懒地流淌。我们过河以后往北拐，经过几条街道——两边原是工人的住房，如今则成了所谓的廉价“鸳鸯楼”；又经过一些小店铺：一家拆车铺、一家快倒闭的健康食品商场，还有一家矫形鞋店；门口有个脚形的绿色霓虹灯闪烁，仿佛在原地踏步。再过去是一个小型的购物中心，其中五家店面，唯有一家挂上了圣诞节的灯饰。接着是米拉的美容院，名为“发港”。橱窗里摆着一张剪短发的人的照片，我搞不清是男是女。

再过去是一家名叫“旅行目的地”的汽车旅馆。我猜，旅馆老板想的一定是“情侣幽会目的地”，但并非人人都领这个情。这个旅馆给人的感觉也许太邪门，只有进口，却没有出口；旅馆里有患动脉瘤和脑血栓的房客，有吃空的安眠药瓶，还有脑袋上有枪伤的人。如今干脆更名为“旅行”。名称改得多明智啊。这样一来就不再含有终结的意味。与其说是个目的地，不如说是个驿站。

我们还经过几家快餐连锁店——有的店家招牌上是几只笑吟吟的鸡端着一盘炸鸡块，还有的是一个乐呵呵的墨西哥人手举着玉米卷。这个城镇的贮水塔在前方若隐若现；这些水泥的庞然大物点缀在乡间，就像喜剧连环画一样有趣。现在我们到了真正的乡间。一个金属的筒仓像指挥塔般耸立田间；路边，三只乌鸦正在啄一只旱獭的毛茸茸的身体。栅栏、筒仓、湿漉漉的牛群、一排深色的雪松。再过去是一汪沼泽，夏天茂盛的芦苇也已凋谢了。

天开始下起了毛毛雨。沃尔特启动了前窗的雨刷。伴着雨刷柔和的催眠曲，我进入了梦乡。

当我醒来，我首先想到的是：我打鼾了吗？如果打了，我的嘴巴张着没有？如果那样的话，有多难看、多丢人啊。但我忍着没问。要知道，这是虚荣心在作怪。

我们在八车道的高速公路上行驶，快到多伦多了。这是沃尔特说的。我看不见，因为我们被堵在一辆装满一筐筐白鹅的卡车后面——这些肉鹅无疑是送往市场的。它们那长长的、注定要被宰杀的脖子伸出筐外，嘴巴一张一合地在悲鸣，叫声被车轮的声音淹没了。它们落下的羽毛在风中飘舞，贴在车窗上。车里充满了鹅粪味和汽油味。

那卡车的后面贴着一条警示语：“如果你看得清，那说明你靠得太近了。”当它终于转弯开走了，多伦多已近在眼前——一个在湖边平原上耸立着的玻璃和水泥的高楼大厦的城市，飘浮在一片橘褐色的烟雾之中。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城市，它似乎在一夜之间如海市蜃楼般长出来了。

车旁窜过黑色的火花，似乎有一堆纸在闷烧。空气中跳动着愤怒的热量。我想起了那些一面开车、一面向外开枪的泄愤行为。

律师事务所位于金街和湖湾街的十字路口。沃尔特迷路了，找不到地方停车。我们不得不下来走五个街区；沃尔特搀着我的胳膊。我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一切都发生了巨变。我并不常去多伦多，但每次去都会发现新的变化。这种变化日积月累，产生的效果是惊人的——似乎这个城市被炸为平地，然后又重生了。

我记忆中的市中心是毫无生气的。居民基本上都是信奉卡尔文派新教的白人。男人身穿深色大衣在人行道上古板地行走。偶尔出现一名妇女，穿着标准的高跟鞋，戴着手套和帽子，腋下夹着手袋，眼睛正视前方。这样的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而且有些日子了。多伦多不再是个新教徒的城市，而变成个五色斑斓的城市：街上人头攒动，人们的衣着款式多样，色彩鲜艳。有撑着黄色太阳伞的热狗摊子、椒盐脆饼摊，有卖耳环、手工包和皮带的小贩。还有胸前挂着“失业”牌子的乞丐；他们中间也划出各自的领地。我从一个吹长笛的人身边走过，又看见一个弹电吉他的三人小组，还有一个穿苏格兰短裙的男人在吹风笛。我随时准备碰上玩杂耍的、吃火的，或是戴着风帽、摇着铁铃的麻风病人。眼前的景象，嘈杂不堪，仿佛一部光怪陆离的电影展现在我的眼前。

我们终于到了律师事务所。当我四十年代首次来此事务所咨询时，它位于一群曼彻斯特式的红砖建筑中；那些红砖由于年代久远，已被煤烟熏黑了。门厅的地上铺着马赛克，门口放着石狮子。嵌着石水晶的木门上，金色的招牌闪闪发光。电梯是那种简陋的铁笼子；走进去就像进了牢房一般。有个穿海蓝制服、带白手套的女人开电梯，到了一层呼叫一下。那电梯只开到十楼。

如今，这个律师事务所开在一幢玻璃幕墙的办公大楼中，位于第五十层。我和沃尔特走进闪亮的电梯，里面装饰着人造大理石。电梯里挤满了西装革履的男男女女，弥漫着汽车软垫的味道。人们个个如工作机器般面无表情，目光也尽量避开别人。这年头，人们开始只看自己该看的东西了。事务所的接待室装潢得如同五星级酒店：到处花团锦簇，尽显奢华；地上铺满了厚厚的蘑菇色地毯，墙上挂着一幅昂贵的、难懂的抽象画。

律师出来了，同我们握握手，比划着嘀咕了一句，意思是要我跟他进去。沃尔特说他不进去了，就在原地等我。他用惊异的目光盯着那个年轻优雅的女接待员。她身穿黑色的套裙，领带是紫色的，指甲是珍珠色的。女接待员也在盯着沃尔特，不是看他本人，而是看他的格子衬衫和他那双豆荚状的大胶鞋。沃尔特一屁股在双人沙发上坐下去，就像坐在一大团棉花糖上一样。他的双膝收拢，裤子缩了上去，露出了厚厚的伐木工人的红色短袜。他面前有一张小巧的咖啡桌，上面有一堆商业杂志，内容是教人如何投资理财。他随手拿了一本谈共同基金的杂志；这本杂志在他的大手掌里简直就像一张薄薄的纸巾。他的眼球不住地转动，仿佛一头逃亡中的小公牛。

“我不会去很久的。”我安慰他说。事实上，我去的时间比我预料的要长一些。不过，这些律师也是计时收费的，同下等妓女没什么两样。我一直指望听见敲门声，接着是一个烦躁的声音：喂！还在里面磨蹭什么？快把那物儿翘起来，打一炮完事！

我和律师洽谈完毕之后，两人回到车上。沃尔特说要带我去吃午饭。他说，他知道一个好地方。我猜想，米拉一定关照过他：看在老天的分上，一定要让她吃点东西。她那个年龄的人都吃得很少，甚至不知道肚子瘪了。她会饿死在车里的。他的肚子也可能早就饿了；在我睡觉时，他把米拉为我们精心准备的三明治吃了个精光。那些巧克力小方饼也一并进了他的肚子。

他说的那个地方叫“火窖”。他上次在那儿吃过一次，大概两三年前吧。这家餐馆在多伦多还算体面。他那次吃了一份全料双层奶酪汉堡包。这家餐馆还供应烤肋排，他们擅长各种烧烤。

我也记得这家餐馆。那是十多年前，萨布里娜第一次离家出走之后，我在暗中照看她的那些日子里去过。她放学时分，我常在她学校附近逗留，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待在可以拦截她的地方——偶尔我也会差点被她认出来。我往往用张开的报纸遮住脸，就像一个无望地迷上了姑娘的可怜虫，而她却像避鬼一般地躲着我。

我只想让萨布里娜知道我在那里；我是活生生的人；我不像她听说的那样；我可以成为她的庇护所。我知道她需要一个庇护所，她曾经需要过一个：威妮弗蕾德。不过，没有任何结果。她从未发现过我，我也从未暴露过自己。一旦到了节骨眼上，我却成了个胆小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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