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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9部分（第1页）

而马建忠的这个看法，和孙纲现在的想法不谋而合。

孙纲在处理完公务之余，便和已经是全国商业总会副会长的爱妻马说了自己的想法。

“你这个主意不错，现在实行起来应该没什么阻力。”马听了他的想法，十分肯定地点了点头，说道，“但关于这些中国的企业的管理体制，我恐怕得提醒你注意一下，这个问题要是不解决，不管是军用的企业，还是民用的企业，全都白搭。”

“管理体制又怎么了？你们商贸集团的企业不都办得好好的吗？又出什么岔子了？”孙纲听了她的话不由得一愣，立刻追问道。

她的北洋商贸集团可是自己的“金库”，要是管理方面出了岔子，麻烦可就大了。

“我们那里倒没有，我只是想说，你一天眼睛都盯在军事方面，应该适当的注意下经济方面的事了。”马忍着笑“谆谆教导”他道，“政务院八大参政里面你最年轻，只要不出岔子，老头子的位置将来一定是你的。”

“先别想那么远，不要跑题，”孙纲有些着急地说道，“快说，管理体制是怎么回事？我这方面所知不多，你可得多提醒我。”他叹了口气，有些“可怜”地看着爱妻说道，“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我现在轻易犯不得错误的。”

马告诉他，中国现在的企业在管理体制上，其实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必须进行改革，不然的话，再多的新企业出现，也会因为管理体制的问题“窒息而亡”。

中国现在的好多至关重要的新兴企业，大部分都是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在运作，而这种形式下产生的管理体制，是根本无法使这些企业得到真正的发展的。

马说的话立刻提醒了孙纲，让他马上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症结所在。

关于中国企业的管理问题，可以说历史久远，十分复杂，对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来说，都是一个很不好解决的问题，到了近代，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突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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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零七）断发易服

（四百零七）断发易服在清代晚期的中国，由清朝政府投资的官办制造局和造船厂因为直接关系到国防，所以没有寻求私人资金和交由私人办理，但后来出现了“官督商办”的运行模式，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是以农业经济为主，国库根本没有大量的能够转化为兴办大型企业的闲置资金，所以无法把重要的工业部门组成类似西方的“国家垄断”形式，而且这些新兴企业需要专业管理和技术才能，这些是当时的中国官员所根本不具备的，因此，“官督商办”的运行模式应运而生。＇中文＇

马告诉孙纲，中国企业目前的这种运行方式和西方的企业完全不同，西方的企业多采用股份制，通过召开股东会议选出董事会和全体高级职员，这种方式可以有效的提高企业的运作效率，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滋生**现象，而中国的“官督商办”企业则不是这样，“官督”不可避免的导致宫员们和企业的经理人员争夺利润，并造成企业权责不清，“商办”的民间经理人员对此感觉到不满，会一点点的丧失经营企业的兴趣，而且“官商争利”的行为减低了民间投资者的投资热情，让企业失去民间资金的支持。这样一来，企业往往很快的就丧失了前进的动力，最后陷入破产倒闭的绝境。

而孙纲的北洋船政局为什么会经营得很好，是因为孙纲一心为国家和海军着想，没有和这座国营企业的经营人员“争利”的缘故，而马的北洋商贸集团则完全采用西方地股份制经营模式，是完全意义上的“商办”，所有的人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所以生意才一直蒸蒸日上。

马说，在现在的中国，凡是还坚持“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企业现在的日子都不太好过，而民间完全意义上的“商办”企业却一直经营的很好，尽管这些企业在业务范围和资金方面不能和官方参与地企业相比。因为后者常常得到来自官方的资金支持。

“如果你听我的，以后就干脆让北洋船政局变成纯商办的好了。”马对孙纲说道，“现在小江在主持还好说，一旦将来所托非人。总这么权责不明的话，非得倒闭不可。”

“你说的是。”孙纲听得连连点头，他当然明白她的意思，这个企业“权责不明”的问题，也曾经困扰了后世地领导者们和经济学家好长的时间。

如果把这类“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企业变成“纯商办”，让企业地经营者以获得最大利润为目的来经营企业，把企业的兴衰和经营者自身地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而政府只起一个监督“游戏规则”的“守夜人”地角色。就不会让企业出现“制度性”的“经营不善”的情况。

而困扰中国人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问题，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扼制。

孙纲和马就这件事仔细商议了一下，孙纲又征询了一些商界人士和官员甚至是一些外国顾问的意见。决定向政务院的老头子们把这个事提出来，确定后实行。

在春节过后，“华夏共和国”政务院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其中包括很多新地西方式地行政章程和法规，这些法律法规都是在一些聘请的外国法律专家地帮助下完成的。其中《刑法》是以德国法典为基础，《民法》以法国民法典为基础，新的刑法废除了前清时的许多如凌迟、斩首示众、死后枭首和纹面等酷刑；《民法》在以法国民法典为蓝本的同时，照顾了中国的一些文化传统和习惯，避免在实施过程中受到传统保守势力的抵制；另外出台的还有好多商业法规，是以美国商法为基础的，如《商律》、《公司商法》、《公司登记法》、《破产法》、《专利权法》等。

在颁布实施新法律法规的同时，“华夏共和国”政府还发布了一系列“革除陋习”的政令。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断发易服”。

“查男子蓄发辫，现今世界各文明国皆无此例。且发辫易藏污纳垢，头部患疾，极易为病菌感染，多有因此而不治者，可为陋习。而三军将士尤易受其害，前清时我海军即不在蓄发辫之列。古圣人有云：上以风化下。今国家百业待兴，革故鼎新之际，当去此陋习，使我民族以新面貌而立于世。”

中国人的脑袋后面，终于可以“利索”起来了。

其实由于“己亥之乱”满清王公对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出卖引来俄国入侵的关系，民众对清王朝已经由不报希望变成了切齿痛恨，很多百姓没有等国家正式颁布法令，就已经把拖在脑袋后面的辫子自发的剪掉了，现在新成立的华夏共和国政府正式下达了“断发易服”的命令，民间对此大多持赞同态度，当然也有一些人执着于保留这种“传统”，但毕竟是少数了。

关于“易服”这件事，国家则并没有明确规定，只是要求“易清服，换汉服及西服均可，听任民间自便。”

其实这个“断发易服”最开始是孙纲在“政务院”提出来的，老头子们一听之下都大摇其头，毕竟他们都是清朝旧臣，“世受皇恩”，对清朝有些“眷恋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李鸿章一开始尤其反对，当年他对日本人的“全盘西化”就十分的不理解，和日本人森有礼进行过辩论，现在孙纲直接提出来要“剪辫子”，更是刺痛了他，认为这是对传统文化的背弃。

但孙纲指出，“辫子”这件事剪不剪，是为了国家的需要，现在，清朝毕竟已经不存在了，中国必须以一个新的面貌和形象出现在国际社会当中，而清朝的“国际形象”并不好，如果继续保留这种前清遗留的旧形象，会让西方国家觉得，中国仍然没有真正融入国际社会，还是一个“固步自封”的“不开化”的国家。而且民间现在对满清存有相当大的反感，看到自己的国家领导者仍然一副满清官员的样子，不自觉的就会生出“抵触之意”，国家今后各项工作的开展就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阻力，“莫若去之以顺民意，庶几公私两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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