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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第1页）

关洬第一次被捕，是在1931年的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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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举国哗然。南京方面寻求国际联盟的支持，关洬与在美国结交的学者通信，其信函以中英双语分别在两国的报纸上刊发，对日本强烈谴责，敦促华盛顿方面有所作为。虽无直接作用，但在学界人心之中影响巨大。然而南京继续“攘外必先安内”，其时社会上骂声一片。关洬得到“内部”的朋友警告，让他万万克制，只能“呼吁”，不可“指责”。关洬听了，暂收笔头，然而终究没忍住在课上论政。话一出口，第二日关洬就在学校里被人带走了，罪名还是非法结社。他这边一被带走，社会各界立刻加以谴责，连美国那边的学者也致信南京，要求释放关洬。十二月，南京高层引咎下野，关洬又被放了回来。

迫于压力，也是出于对他的保护，中央大学那边暂停了他的教学工作。关洬却因此被彻底激怒，主动辞去中央大学的教职，然后在无数学生和其他教授的请愿、挽留和抗议下，中央大学将他返聘，但是不想让他直接给学生上课，关洬则坚持要求给学生上课。两方僵持不下，最后关洬登报启事，不管有没有考入中央大学，只要愿意，就能来他家里学习哲学，此所谓“有教无类”。一时间关家门庭若市，挤满了来听课的人。当局没有再逮捕关洬，而是守在他家门口抓那些来听课的。但越是这样，学生们越是有逆反心理。眼看又要闹僵，关洬只好出面疏散，不再在家中授课。

1932年年初，作为对上海商界抵制的回应，日本上海派遣军攻打上海，承倬甫加入呼吁抗日。到二月，锦州、哈尔滨相继失守，东北沦陷。很快，日本人扶立前清废帝溥仪，国际社会显然无心作为，国内也只有民间的抗日情绪高涨，南京方面依然只是嘴上在说，但始终不肯组织兵力全面抗日。关洬心急如焚，文章再次见报，已再难“克制”，质疑政局轮换是否是真心抗日，还是说只是一场政治作秀。

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已经到了让承倬甫胆战心惊的地步。报上开始出现了一种攻击关洬的声音，连承倬甫都辨认不出来到底是哪一方，但用心极其险恶，表面指责关洬与美国学者的通信是“一味坐等国际社会的援助”，真正想说的是有人“推卸责任，误国误民”，借关洬来指桑骂槐。承倬甫在看到报纸的当天就立刻给关家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是陆归昀，承倬甫再三强调，千万劝住，性命攸关！然而几天之后，他还是在报上看到了关洬的回应。

果然不出他所料，一篇雄文洋洋洒洒，指名道姓，直接走进了对方的圈套。

承倬甫再找于伯焘，对方避而不见，只给承倬甫留下了六个字：“自作孽，不可活。”

关洬不可能不知道这是圈套。他警告了，陆归昀一定也苦劝了，还有那么多朋友、同仁，一定所有的人都劝过他了。承倬甫甚至不用跟他直接说话，就知道他要说什么——因为这就是“总要有人把该说的话说出来”。

但是预想之中的逮捕没有立刻发生，如今关洬声望之隆，各界应该都在拉拢他。果然，没过多久，关洬的声明再次见报，澄清自己不属于任何党｜派，为了避嫌，甚至第二次辞去中央大学的教职，从此，他“不群党｜派，不友亲朋，孤身求死，但求复我中华”，已是摆出了必死的决心。

连木老板都丢了一句话给承倬甫：“这读书人的骨头，就是比咱们的硬哪。”

关洬在三月跟承倬甫主动通了一次电话，是他入狱之前他们最后一次说话。大概是知道承倬甫亦在上海积极组织抗日，关洬对他的态度好了很多，这也是自当年北京分别以来，两人头一次没有以吵架收场。关洬的意思是，承倬甫应该和于伯焘一样，从此和他绝交。

“你最近绝交的人也太多了。”承倬甫还有心跟他开玩笑，“我与你明面上并无交集，就不必此时再跳出来划清界限了。还嫌别人骂我承敬棠见风使舵骂得不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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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关洬没笑。

“六哥。”他难得又这样叫他，“我的声明登报之前，本来还有一份离婚通告书要登报的。”

承倬甫不说话，等他往下说。

“但是归昀以死相逼。”关洬字字句句说得艰难，“她这是一时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