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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两溜青篱谈园林之趣（第1页）

贾政的道理

在《红楼梦》之“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一回中，贾政、门客以及贾宝玉来到这么一个去处，只见“里面数楹茅屋，外面却是桑榆槿柘，各色树稚新条，随其曲折，编就两溜青篱”。贾政笑道：“倒是此处有些道理，虽系人力穿凿，却入目动心，未免勾引起我归农之意。”

这“随其”“树稚新条”的“曲折”而“编就”的“两溜青篱”，居然“勾引起”这位老官僚“归农之意”，虽说仅仅是“勾引起”而非真的“归农”，然“入目动心”并非虚话，但贾政的话只说了半截，这贾政所谓的“有些道理”的道理何在？

“凉亭”也“有些道理”

在夏天的北方农村，往往可以看到一种所谓的“凉亭”，或在村边，或在林旁，就着树干绑扎横木，铺设门板、芦席而成。仰卧于上，凉风徐来，快意之至。其用途则为看庄稼或看瓜园。

就天然、人工融为一体来讲，这“凉亭”与使贾政“入目动心”

的“两溜青篱”堪称伯仲，假如让贾政评论，当也会说“有些道理”

的。但也有同中之异，就是农村“凉亭”并非有意“穿凿”，实为省事省物因地制宜。而大观园中的“两溜青篱”倒颇有点儿“东施效颦”之嫌。

或许是农村的“凉亭”过于简陋之故吧，因而却能简要地揭示出贾政说的那个道理。

几株密叶如盖各具姿态的树——天然物，绑扎的横木、门板、芦席——人工物，融合为一个“凉亭”整体。在这里天然物和人工物浓缩集中了，使两者达到了似此又彼、似彼又此、彼中有此、此中有彼的地步。对此状况不妨称之为“不即不离”。“不即不离”诱使欣赏者处于两者“夹缝”之间，受着两类事物的交错感染。譬如，身居其间闭目静息，感触到的是芦席生凉、躺卧舒适，无异居室床榻；而四周之所视所听，则晴空碧野、闲云往还、枝叶掩映、鸟噪蝉鸣，又恍如凭虚御风。这种置身于两类空间的特殊感受，静感、动感、听觉、视觉反复交错，使之恍惚迷离，从而激起意识上急速流动，亦即审美活动中的愉悦享受。

“不即不离”，既是相辅相成，又是相斥相背。“不即”，则为以免混淆而失去一方；“不离”，则易突出各自特色。“不即不离”即不远不近恰到好处之谓。

这种“天然”和“人工”的“不即不离”，既体现在贾政为之“入目动心”的“两溜青篱”间，其实，也体现在所有园林中的亭榭楼阁、敞轩曲廊、乱石假山、老树枯藤、闲花野草、曲流溪涧等天然物和人工物这两大类的关系上。

再细看看“两溜青篱”

“两溜青篱”能使贾政“入目动心”之所在就是“野趣”，亦即所谓“天然之趣”。

但是，真正的荒野，野则野矣，却很难与“趣”字相结合。

“野”之所以能生出“趣”来，还应添加另外因素。“树稚新条”是天然的，是野的。仅此，恐难以使贾政“入目动心”。因为没有对立物与之相比，有如雾中之花，不能给人以清晰强烈的印象。

“两溜青篱”是与“树稚新条”相对的人工物，值得研究一下的是它的编织法，它“随其”“树稚新条”的“曲折”而“编就”，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不即不离”中的“不离”；但它又保持着篱笆的人为形态，以区别于“树稚新条”，这就是所谓的“不即”。这“两溜青篱”和“树稚新条”的“不即不离”状况，像轻风吹散了“雾中之花”的雾一样，清晰地突现出了“野”的面貌，伴随着这种突现，“趣”字油然而生了。这是使贾政“入目动心”者一。

其次，这“两溜青篱”“随其”“树稚新条”的“曲折”而“编就”，也就是说是随其“野”的天然之势而编就，“人工”在这里顺从着“天然”。这从意识上讲，恰恰符合了《庄子》一书中所说“且夫待钩绳规矩而正者，是削其性者也”的要顺应天地万物的“常然”

之态的“无为”思想。在这“野趣”中蕴含着“野”的“理”。

“天地任自然”的“无为”思想以及由其所导致的对待人世的清静无为、消极遁世，不可能不影响及士大夫阶层一员的贾政，其失意之处，难免不无“无为”之念。而“两溜青篱”的“野趣”所蕴含着的“理”，由“理”及“情”，连锁反应，“勾引起”了贾政的“归农”（隐退）的欲念。这是使贾政“入目动心”者二。

再次，这“随其”“树稚新条”而“编就”的“两溜青篱”，从审美角度看，不仅有“涉笔成趣”之趣，且有生动、变化、朴实之美。

在中国绘画用笔中，如逸笔草草、意到而笔不到、轻描淡写诸类，从这些似乎是纯属于绘画的画法里也可以摘剥出老庄思想影响的痕迹。如“任自然”则导向画法上的不尚修饰，“无为”则导向意到而笔不到，归真返璞则导向朴拙……“两溜青篱”实则近似中国绘画中的逸笔草草。这是使贾政“入目动心”者三。

综观上述，这“两溜青篱”既有野之“趣”，也有野之“理”，野之“情”，兼及野之“法”。而此四者，皆围绕着一个中心：深受老庄思想影响的审美观。

当然，除却“两溜青篱”之外，在园林中更大量存在着与“天然”相对立的人的创造，诸如精雕细镂的栏杆、山节藻棁的亭轩等，充分地展现着人的“有为”。但是这“有为”却是有规定性的，像绘画中的局部色块之于整体色调一样，是对“天然”的被动中的主动，它不是对自然的破坏，而是为了和“天然”相融化，是虽雕琢而不露斧凿痕迹，一切人工都是服从于园林的主调——“野趣”，或谓之“天然之趣”。

大块假我以文章

作为游憩之所的公园的特色，一般说来是均衡、齐整，即使花草树木亦不例外。在这里无处不是人对自然的加工、改造，所有自然物都被敷上人工色彩。这显然是受了西方环境布置的影响，一句话，所显示出的是“人”。

园林则正相反，虽也由“人力穿凿”，但这“穿凿”是以崇尚自然为前提，使各呈其状、各适其性。一句话，在这里所显示出的是“天然”。

从“天然”在园林中所占据的特殊地位，也可以窥测出“天然”

在东方人心目中所占据的特殊地位。

李白有一句赞美大自然的话：“大块假我以文章。”的确，大自然中无处不是文章。就古代诗歌来看，抒情也好，述志也好，或比，或兴，恐怕很少与天然景物没有关系。这现象说明了自然界最能和人的性情相融化，最能寄托人的情怀，最能和人的情绪相呼应。所以“山川”能“与予神遇而迹化”，所以“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所以“古人秉烛夜游”。

作为人类生存环境的自然界，同时也是人类的最主要的审美对象。

再者，自然界只有风雨晦明，春夏秋冬，而无人世之矛盾冲突，俯仰百变。且江上山间，清风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故魏晋以降，隐逸高士浪迹山林，以此为超脱世外的理想境地。陶渊明解印绶而“登东皋、临清流”，即如虽未解印绶仍身为太守之欧阳修者，也其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不仅此也，“造物者之无尽藏”的自然万物，以其自身运转之规律，也深刻地启示着、影响着人类的意识。崇尚自然的极端，老子提出“万物作焉而不辞”，使天地万物任其自然；庄子则提出“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帝道运而无所积，故天下归”，“明于天”

才能“通于圣”，要人世之道去师法“天道”（自然界规律）。

或情，或理，自然界对人之影响无所不及。必然地也会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审美观念，影响到作为审美对象的园林。

人造“薮泽、闲旷”——园林

庄子说：“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逍遥世外，恬淡平和，的确会带来精神上的宁静；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然而，真的去遁迹山林“无为而已矣”一番，优游固然是优游了，精神方面固然也得到了享受，可肚子却受了委屈，要“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甚或像陶渊明“箪瓢屡空”去乞食的。

大概是后来士大夫们学聪明了，也有了钱，因此也没有了陶渊明饿着肚子还能“悠然见南山”的那股劲儿了。可是却又既向往于“就薮泽，处闲旷”的超然之乐，又留恋着有肉有车的人世之享。于是另辟蹊径，琢磨出一个鱼和熊掌两者得兼的隐不在山、逸不在水而又处山水之间的境地。园林，应运而生了。

园林，毋庸置疑，是士大夫隐逸思想支配下所创造的具有高度艺术性的可供游憩偃卧之地；是立体的中国山水画，也具有中国画中的意、理、法、趣。但不无讽刺意味的是：士大夫终究不能下决心彻底超脱，跑到农村坐到“凉亭”上去，而只能“效颦”一下，在“两溜青篱”旁边徘徊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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