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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部分（第1页）

面对如海洋一样广阔如海洋一样丰富的“大跃进民歌”，郭沫若当然地更是极为兴奋。且不说他十分清楚，大跃进民歌是受到毛泽东的支持和鼓励的；毛泽东提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也由大跃进民歌作出了实践的印证。而且，他尤其作为一个诗人，并且是浪漫主义诗人，面对如此空前的群众性的诗歌运动，他怎能不雀跃，不激动！

在那热气腾腾的日子里，郭沫若亲自率领文艺家到张家口专区参观访问，深入到怀来县花园乡、涿鹿县、张家口市等地体验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受到各地大跃进气势所启发”，也写了好多首大跃进民歌一样的诗作，用典型的大跃进的词语做了一个总题《遍地皆诗写不赢》。以后又写了《跨上火箭篇》和《长春行》等，诗中甚至不乏诸如“不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不闻钢铁千万二，再过几年一万万”这样一类不但内容虚假浮夸而且诗句粗糙乏味的所谓“诗句”。后来，他又和周扬在全国大跃进民歌的基础上，合作编选了一本《红旗歌谣》。他在这本歌谣集的《编者的话》中，对大跃进民歌作了极高的评价。说：

……新民歌是劳动群众的自由创作，他们的真实情感的抒写。“诗言志，歌永言”。这些新民歌正是表达了我国劳动人民要与天公比高，要向地球开战的壮志雄心。他们唾弃一切妨碍他们前进的旧传统、旧习惯。诗歌和劳动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思想的基础上重新结合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民歌可以说是群众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这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国风。这是作了自己命运的主人的中国人民的欢乐之歌，勇敢之歌。他们歌颂祖国，歌颂自己的党和领袖；他们歌唱新生活，歌唱劳动和斗争中的英雄主义，歌唱他们对于更美好的未来的向往。这种新民歌同旧时代的民歌相比，具有迥然不同的新内容和新风格，在它们面前，连诗三百篇也要显得逊色了。

……历史将要证明，新民歌对新诗的发展会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他在为新民歌集《大跃进之歌》所作的序中也赞叹道：

6亿人民仿佛都是诗人，创造力的大解放就像火山爆发一样，气势磅礴，空前未有。

同时，他还就当时的诗歌创作中的主要问题答《诗刊》社问，他认为“大跃进”

以来所出现的歌谣，即新民歌，它的形式是会发展的，它的精神会成为主流。

现在，“大跃进”的年代和“大跃进民歌”都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历史已经证明，虽然对于“大跃进”的主观愿望以及勇于奋斗的精神不可完全抹杀，对于“大跃进民歌”也要一分为二，分清其积极向上的情感因素，扬弃其虚假浮夸的成分。但事实表明，大跃进对全国人民是一次大灾难。而由于当时“左”倾思想主观主义盛行对于主观意志和精神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步，“新民歌”也就不可能避免这方面的影响，表现出太多的“浮夸风”和“共产风”，以主观代替客观，以幻想代替现实，把生活的假象看作生活的真实，用狂热和虚夸来取代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这些缺点和问题，都是我们今天应以为鉴的。

●二、“毛泽东的第一解诗人”

郭沫若和毛泽东二人之间的交往，更多也更显密切的是对于他们自己诗作的切磋琢磨。这是因为他们二人都是杰出的诗人。诗，为他们提供了密切交往的基础。

他们在一起交谈诗学，切磋诗艺；在诗学中论时事，谈社会，又在人生万象和世间哲理中寻找和发掘艺术真谛，而更多的是郭沫若对毛泽东诗词的琢磨、诠释和讲解。

这一切，也为政界和文艺界留下了趣谈和佳话。

前已说过，毛泽东最早公开发表的一首诗（词）是他作于1936年2月的《沁园春·雪》，发表的时间是1945年11月重庆谈判刚刚结束。当时重庆的《新民报·晚刊》发表是根据传抄，并未得到作者的同意。但诗既刊出，一时轰动了整个山城。

人们由此开始认识到这位共产党的领袖原来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当时，围绕这一首词，各种政治面貌的人做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解和解释，郭沫若针对一些人的蓄意曲解和恶意歪曲，就曾挺身而出着文给予正确阐释，并且用该词原韵填词二首，用艺术的形式表现出他对毛泽东的崇敬和理解。应该说，这是郭沫若和毛泽东在诗词创作艺术的海洋里（但当时也是在政治的风浪中）最早的神交。

1957年1月，《诗刊》创刊号发表了毛泽东的18首诗词，并有他给该刊主编及其他编委的信。当时也引起全国轰动，一时各地书店门前排队购买《诗刊》，成为壮观一景。接着，1958年，他又先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蝶恋花游仙》词（后改题《蝶恋花·答李淑一》）和《送瘟神二首》（后改题《七律二首·送瘟神》

），时值国内处于大跃进热情高涨和文艺界正热烈讨论毛泽东提出的“二革”创作方法的时期，毛泽东的这三首诗词，更为国内人民的高涨热情增添了催化剂。

就在毛泽东发表《蝶恋花·答李淑一》后不久，郭沫若立即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一文中，重点分析了毛泽东的这首词。他说：

这词的主题不是单纯的怀旧，而是在宣扬革命。从这里可以看出：（1）革命烈士的精神是永垂不朽的；（2）革命家抱有革命的乐观主义，对于革命的关心是生死以之的；（3）抱有正义感的群众（吴刚和嫦娥）对于革命和革命烈士是怀抱着无限的尊敬和同情的；（4）革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应该像同志一样，亲密无间。这些思想仅仅用六十个字便把它形象化了。这里有革命烈士（杨开慧和柳直荀）的忠魂，有神话传说的人物，有月里的广寒宫和月桂，月桂还酿成了酒，欢乐的眼泪竟可以化作倾盆大雨，时而天上，时而人间，人间天上打成了一片。不用说这里丝毫也没有旧式词人的那种靡靡之音，而使苏东坡、辛弃疾的豪气也望尘却步。这里使用着浪漫主义的极夸大的手法把现实主义的主题衬托得非常自然生动、深刻动人。这真可以说是古今的绝唱。我们如果要在文艺创作上追求怎样才能使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就是我们最好的典范。

这一段话，除了有的词句稍嫌绝对，总的说来，对于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这首词，认识和分析基本上是切合实际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浪漫主义诗人的郭沫若对于浪漫主义诗人的毛泽东，他们的思想情绪是容易沟通的。

不过，郭沫若诠释毛泽东的诗词，有时也不一定恰当，免不了有主观臆测强加解释之嫌。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他对《七律·送瘟神二首》中其一的解释。他开始在回答《诗刊》编者问时，对“坐地巡天”和血吸虫卵的孵化问题有所穿凿和遗漏，不久发现自己所答不妥，便又立即着文《坐地巡天及其他》予以纠正。在这篇文章中，他坦诚地说：“我发现有两处不妥的地方，须得由我自己来改正，免得以讹传讹。”

关于“坐地巡天”的问题，郭沫若原先解释说是指地球的自转和公转，是指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每天都可以“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这当然是对的，但又进而解释说，这主要是指“坐在地上不劳动的人，或者整夜不睡觉贪图欢乐的人，在天空中的逍遥游”；还牵扯到周穆王八骏周游、唐明皇畅游月宫的故事。这就未免过于穿凿。因为，只要是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都可以“坐地巡天”，并不是只有那些游手好闲的人。这一点，毛泽东自己也是说得明明白白的。他在1958年10月25日致周世钊的信中就说：

坐地日行8万里，蒋竹如讲得不对，是有数据的。地球直经约1万2千5百公里，以圆周率3。1416乘之，得约4万公里，即千万华里。这是地球的自转（即一天时间）里程。坐火车、轮船、汽车，要付代价，叫做旅行。坐地球，不付代价（即不买车票），日行8万华里，问人这是旅行吗，答曰不是，我一动也没有动。真是岂有此理！囿于习俗，迷信未除。完全的日常生活，许多人却以为怪。巡天，即谓我们这个太阳系（地球在内）每日每时都在银河系里穿来穿去。银河一河也，河则无限，“一千”言其多而已。我们人类只是“巡”在一条河中，“看”则可以无数。

诗人自己的解释当然更具权威性，因为那是他最原始、最实在的创作意图。郭沫若在意识到自己的强解后，还检查了自己“之所以生出这种不妥当的解释的原因”，那就是“拘泥在一个‘欢’字上，想在诗中求出‘欢’字来坐实。”最后他重新解释说：

至于坐地巡天的主体究竟是谁，细看全诗，实际是作者自己。第一人称主语省略，在诗中本是常事。作者在慨叹了血吸虫的为害以后，想象自己坐地巡天、遥看星河的时候，常常会看到前身是农民的牛郎（牵牛星），可能被问起故乡的情况，被问起瘟神是否还在肆虐。作者在想象的对话中这样回答：在牛郎离开人间的几千年中，时间之波尽管逝去，阶级社会悲者自悲、欢者自欢的老样子却一直继续着。但是这一切都是说过去。第一首诗的结束也结束了旧时代的景象。当作者看了《人民日报》的报道而“遥望南天”的时候，正如旭日临窗，春风也已吹遍了大地。六亿人民自己做了主人，这一群挥动铁臂银锄的舜尧终于赶走了瘟神，创造了幸福的新生活。他们虽然不是医学专家，但是团结就是力量，这个伟大的力量比之“华陀无奈小虫何”的前尘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

应该说，郭沫若这一段诠释是比较切合诗的原意的。至于他对血吸虫的解释，这里就不多说了。总之，郭沫若能够发现自己在诠释毛泽东诗时的“不妥当的地方”并且分析为什么会有“不妥”的解释，重新作出更切合原诗实际的解释，不但可以看出他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对于广大读者理解毛泽东诗词还是大有裨益的。

1959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这一年，大跃进的余热尚未散尽，但有些消极后果已逐渐显露。以毛泽东伟大政治家的敏锐，他不可能一点没有觉察，但是，正是因为作为伟大的政治家，他又不可能完全从现实出发考虑问题。他不仅要算经济账，还需要算政治账。他必须面对他作为掌舵人驾驭的这条航船何时拐弯和怎样拐弯。所以，这时，他一方面批评“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与此同时；又指责“有些人爱冷不爱热”。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六、七月间，他先到离别了32年的家乡湖南湘潭韶山冲，以其所见所感，写了一首七律《到韶山》；后又到江西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准备认真讨论1958年的形势和问题。

在刚上庐山时（此时尚未想到开八届八中全会）又写了一首七律《登庐山》。

诗，和其他文学样式一样，当然能够反映作者一时的思想感情和一定的社会现实情况。（尤其是诗这一文学样式，不过这里说“反映”包括直接地或间接地，且更多的是后者，即曲折的和折射的）毛泽东的这两首七律诗，自然也就反映了他在写这两首诗时的所见所闻和所感所思。

前一首七律《到韶山》，写了诗人在阔别家乡30多年后所见到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因而思绪万千。在这首诗中，诗人写了过去的斗争（“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更写了现在的情景（“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这不但表明当时诗人所见，大跃进的热情尚未消退，而且诗人对此十分高兴，十分欣赏。正为此，全诗表露的才是高扬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

后一首七律《登庐山》，写作时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尚未召开。就是说，使毛泽东原想反“左”后来却一变而为反对右倾，把冷静面对现实、客观思考问题的彭德怀等打成“反党集团”的事件，尚未发生（关于庐山会议的情况及对它如何评价，不是本书的论述范围）。此时的毛泽东心情比较复杂，一方面他看到大跃进遇到的许多困难，事情的发展并不如原先想象得那么顺利（否则就不会有“冷眼向洋看世界”这样的诗句），而另一方面却又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决策有悖客观之处，暴露出偏差和失误，还想迎风而上，不放弃追求理想中的社会（“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毛泽东的这两首七律，无论从其歌颂人民的斗争和劳动，歌颂历史发生的伟大变化，表现出全国人民不畏困难，坚持英雄主义的追求等方面，也无论是诗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都应该说是上乘之作。而且更值得一说的是关于这两首诗的修改，及由此而表现出他对郭沫若的艺术修养的尊重和信任，表现出二位诗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原来毛泽东在写好这两首诗后不久，他想到有必要把它们给郭沫若看一看，最好是请郭沫若提点意见，以便作些修改，使这两首诗在各方面更臻完善。于是，9月7日，他写信给他当时的秘书、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说：

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

……主题虽好，诗意无多，只有几句较好一些的，例如‘云横九派浮黄鹤’之类。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

信里的话不多，确表现了毛泽东自己在诗歌艺术方面的谦虚和成熟。

胡乔木接到信后，立即将这两诗送交郭沫若。郭沫若读后极为高兴，即于9月9日和10日，非常认真地连写了两封信给胡乔木，很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

9日的信上说：“主席《登庐山》第二句‘欲上逶迤’四字，读起来似有踟躇不进之感。拟易为‘坦道蜿蜒’，不识何如。”10日的信上又写道：“主席诗‘热风吹雨洒南天’句，我也仔细反复吟味了多遍，觉得和上句‘冷眼向洋观世界’不大谐协。如改为‘热情挥雨洒山川’，以表示大跃进，似较鲜明，不识如何。古有成语，曰‘挥汗成雨’。”

胡乔木不敢怠慢，立刻将郭沫若的信迅速转送毛泽东。

毛泽东读了郭沫若的信，对郭提出的具体修改意见并不觉得合适，但认为郭的意见颇有道理，觉得给了他以启发。便顺着郭沫若的思路对两首诗又改了些字句。

如对《登庐山》的第二句的“欲上逶迤”改为“跃上葱茏”。葱茏，形容草木青翠茂盛，此指山顶。这样一改，原诗给人的“踟躇不进之感”没有了，而比郭沫若拟易的“坦道蜿蜒”又显得更为恰当、更富有诗意。又如对《登庐山》第四句的“热风吹雨洒南天”，毛泽东觉得郭沫若拟易的“热情挥雨洒山川”似乎太直，诗意不是很浓，便将“南天”改为“江天”，全句前数字均不动。这样一改，不但与上句的“冷眼向洋观世界”谐协，而且诗的意境更开阔，诗味更浓。毛泽东虽然没有完全按郭沫若的意见改，但确实是考虑了郭沫若的意见，吸收了他的建议的。而且，毛泽东在对这两首诗作了修改之后，为慎重起见，又于9月13日写信给胡乔木：

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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